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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沉痛的哀思——全景式展现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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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8日当天的天安门

1963年12月,罗荣桓逝世后,吊唁回来的毛主席有一天突然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接着,毛主席又同吴旭君,聊了很多关于生死的话题。
13年之后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
恰如此前毛主席跟吴旭君畅谈生死所说的那样,自己的去世,代表着自然界正常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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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当天的追悼大会

毛主席在1976年的去世,让全国民众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吊唁期间特别设立卫生保健组,为的就是防备有人因为悲伤过度而出现昏倒、晕厥等突发情况。
事实上,毛主席当年的身体状况,是一步步恶化的。
当年的6月份,主席的身体就出现相对严重的心肌梗死。
彼时,中央随时向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大军区的领导,通报毛主席的病情。
到当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一连3次发出特急电报,向地方主要领导通告毛主席出现病危。
到了9月份,就已经出现了持续的昏迷。
9月8日,毛主席在垂危之中偶尔苏醒,异常虚弱,却表示要看书以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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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前往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又过了一天之后,这位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向毛主席的遗体默哀鞠躬后,随即研究了接下来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成立,由华国锋为首。
首先是向各级机关部门通告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要求各部门秘密分层级地向下面传达。
随后,中央军委下发了全军加强战备值班的相关指示,要求全军从当天的8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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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逝世后浙江展览馆悼念现场


而毛主席逝世后相关的讣告和悼词,在当年7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就已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草拟好了。

毛主席逝世当天凌晨5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讣告,并决定当天下午4时对外发布。

此时,除了最高层、毛主席的家属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外界都还不知道他老人家逝世了。

而第一批知道毛主席逝世的相关同志,是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以及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和徐静。

因为需要处理遗体保存的相关问题,他们在当天的凌晨便得知了这个消息。

彼时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徐静的头脑里除了空白,还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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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逝世后《人民日报》头版

毛主席逝世当天,外界看起来还是一如往常。
下午3点的时候,广播里开始连续预告,4点会有重要消息播送。

很快,全国各地正在收听广播的民众,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随后在傍晚的6点和8点,又增加播送了治丧活动的相关规定。

之后,广播每小时播送一遍讣告。

与此同时,治丧期间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按照此前拟定的预案,治丧委员会设立有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以及卫生保健组。

其中,卫生保健组的正副组长,由刘湘屏和副部长黄树则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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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现场

具体的组成人员,由卫生部里的王桂珍、黄开云、才生嘎、张立组成。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的相关同志,也参与了相关的工作。
这其中,年纪最小的是33岁的王桂珍,她曾经是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从地方调到卫生部,还是主要成员,级别为副部级。
而卫生部人员组成的保健组,其当下的主要工作,是保证在吊唁期间,所有来访人员的卫生健康。
9月10日晚上,经过紧急处理后的毛主席遗体,被移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彼时,卫生保健组的估计是,每天至少有超过10万的群众,前来瞻仰和送别毛主席。
如此庞大的人流量,要保障来访者的健康安全,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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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黑龙江日报》头版

为此,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由中南海门诊部和北京医院联合设立一个医疗点,该医疗点主要照顾中央以及省市各级领导。
大会堂的北大厅和西大厅,由协和医院和阜外医院,分别设立两个医疗点,主要面向广大的吊唁群众。
除了室内的三个医疗点之外,大会堂外由北京市友谊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以及宣武中医医院,再分别设立四个医疗点。
由此,室内外一共设立了七个医疗点。
每个医疗点配备内科医生两名,外科医生一名,护士三名。
为了防备可能出现了危重患者,每个医疗点还配备有一辆救护车,可以做到随时将病患转移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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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哈尔滨追悼会现场

对于医务人员,卫生组的要求是既要技术过硬,也要政治可靠。
因此北京各个医院报上来的医务人员,都是党员或者团员。
在具体的业务上,他们都有大量的临床经验,可以独立地处理很多疑难急症。
而对于护士的筛选,同样是要选择经验丰富的护士担任。
因为前来吊唁的各级领导同志会很多,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卫生组又专门安排了机动性质的专家组。
他们一般在医院待命,如果有紧急情况,则由中央保健部门负责统一的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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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和叶剑英在9月18日的追悼会现场


就在卫生组的成员,紧锣密鼓筹备各项工作的时候,外界相继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
毛主席去世当天,北京的一个中学生在凌晨看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掠过城市的上空。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出大事了。
而在当天下午3点的时候,北京50中和108中,在学校的主楼突然升起了国旗,而后又降下半旗。
凭感觉,他猜想是毛主席去世了。
作家叶圣陶得知消息,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巨星陨落,非止我国,举世将永远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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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为毛泽东下半旗致哀


作家浩然在听到广播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他一个人独自徘徊在电报大楼的街上。
晚上回到家里,也一夜没有入睡。
而当天故宫里的一名警卫,还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执勤。
突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他出来之后,才知道是毛主席去世了。
有的人在哭泣,有的行人低头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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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的毛泽东逝世专集


在南京城的下关,一个叫王朝柱的家里,当天正好是儿子结婚的日子。
当下午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全家喜事停办,把所有带红的东西都摘了下来。
而根据出生婴儿的户籍姓名等级,当天的不少孩子,叫念泽、思东、念东……
一个时代到此结束了。
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的心里,彼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9月11日到17日,是吊唁日。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吊唁。
吊唁之后,华国锋等人在毛泽东遗体旁边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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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吊唁组的傅学正看到了许世友。他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到处瞅到处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
在休息室的时候,他还拍拍腰里的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就对他不客气!
由于高层领导中,很多人年纪大了,而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室温控制得很低,这导致一些领导人出现了头痛、嗓子痛、流鼻涕的轻微感冒症状。
很多老干部都是泪流满面、步履艰难。
而当天身体出现过重状况的是张平化,他是湖南省委书记,平日里就有头晕和腹泻的毛病。
吊唁之后,身体感觉很不舒服,原本要安排他到医院做一下检查。
不过他要急着赶回湖南,所以就没有入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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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吊唁的儿童


从当天的卫生组简报来看,张平化是唯一一个身体出现比较严重状况的高级干部。
为了防止接下来几天再次出现情况,卫生组经过商定后,连夜将几百件棉大衣放在了人民大会堂入口,凡是领导干部进入大会堂就临时发放一件大衣保暖。
同时在东大厅备上姜糖水,在随后的吊唁中,高层干部中出现感冒的情况就降低了。
第二天的吊唁人群中,出现晕倒或者其他状况的人明显上升。
很多年纪大的人,出现了冠心病甚至休克的症状。
根据当天的卫生简报显示,大厅里一共出现了61个病例,因为悲痛直接晕倒的有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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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战士参加吊唁

而在室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人更多,所以出现了六百多名病例。
其中一个人发生了休克,治疗之后恢复了正常。
这一天,各医疗点的医务人员,工作时长都在16小时以上。
而发病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了2450人,4个人出现了休克,3个人出现了虚脱,还有1个病人冠心病发作。
经过抢救和治疗,都恢复正常。
在9月13日那天,一共又治疗了675人,其中留下观察30人,晕倒12人,冠心病患者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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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吊唁的儿童

当天,北京市的一位干部,在吊唁之后,突然出现了抽搐、痰堵,面色青紫,神志不清的症状。
经过检查因为情绪激动导致血压上升厉害,经过急救处理后才苏醒过来,随即被送往医院观察治疗。
根据9月10日到17日的综合数据统计,吊唁期间,室内治疗398人,广场上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是15813人。
一万多人的紧急救护,完全靠着现场三十多位的医务人员现场救治,这在医学史上,也是很少见的特殊情况了。
这期间,每天前来吊唁的人数都达到了十多万,所以灵堂所在的大厅未免空气流通不畅。
在吊唁的前两天,由现场的医务人员负责简单的消毒。
9月12日吊唁结束当天,又采取了点燃消毒熏香的办法,不过依旧不能改变空气混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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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凌晨,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对室内进行了空气检测,并没有发现任何致病菌。
吊唁结束后,对卫生组的同志来说,接下来就要应对9月18日下午的追悼大会了。
彼时,天安门广场的人数将会达到百万人级别。
因此在9月11日,卫生组就拟定好了追悼大会现场的医疗救护站以及救护方案。
根据方案,要在西单北大街、东单北大街以及广场,设立医疗救护站34个。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内,从城楼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设立救护站14个。
每个救护站,有三名医生、三名护士以及一个开救护车的司机。
一个救护站对应一个医院,由所在医院的领导负责各自的救护站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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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的天安门城楼


除了设立有救护站,还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设置一个总指挥站点。
这里有一辆汽车,负责现场的应急巡视。
与此同时,在公安部门口、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历史博物馆西门口、28中门前、南池子南口东侧、工会大楼门前,又分别设置了6个分指挥站点,负责联系各自附近的救护站。
当时医疗设备并不先进,每个救护站只有常见的防止高血压、冠心病以及中暑的中西医药品。除此之外,就是两张行军床和担架。
一些大的医院,可能会带上一台半导体心电图机、氧气袋以及保护药品的冰桶。
即使是为了应对中央领导出现的紧急状况,也只是多设置了几张简易的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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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防备当天可能会出现的送医救治的危重病人,卫生组特意让友谊、朝阳、首都、北京、阜外等医院,预留了几张干部病床。同时,也让其他综合医院,预留了十几张普通病床。

治丧委员会向各单位下发了追悼会的注意事项,所有到场参加的人员不准带包,追悼会开始前列队肃立,不能到处走动。

而医务人员,则要在当天上午八点半之前,就要到达各自的医疗站点,而且不能离开指定位置。

在9月16日的晚上,医务人员还提前进行了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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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群众前来吊唁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追悼大会准时开始。天安门广场站满了百万之众。


在肃立默哀后的半个小时内,广场上就有三千两百多人,在不同的方队和不同的位置,几乎同时出现了晕厥的情况。
现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紧张,值勤的民警和民兵,忙着把病人抬送到各个医疗点。
在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几个医疗点,一下子送来了六百多名晕厥的病人。
而在西单新华门的医疗点,也收治了三百多名病例。
医务人员不够,附近的几个医疗点就紧急支援。现场各医院单位参加追悼大会的医务人员,也进行到忙碌的救治工作中来。
甚至连赤脚医生,也参与到了救治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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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解放军报》头版


与此同时,天安门周边的各个单位部门以及附近的群众,送来了床板、被褥、席子、桌子、水、茶叶、白糖等,这些都为救治病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追悼大会的主席台上,21人出现病症,两个人出现了虚脱。
主席台下,9名值勤的警卫战士因为劳累而出现了晕厥。
根据事后的统计,当天一共诊治20126人,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一般疾病16829人。
最后,只有7个人被送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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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青和毛新宇在追悼会现场

现场虽然一度出现混乱的场面,但是有惊无险。
更为关键的是,参加追悼会的人员都是按照班排连的编制组建的,而且每一个连队中就有一个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这在发现病患并救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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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黑白电视机销售店,人们正在收看中央电视台有关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那天,中国仿佛停滞,而追悼会现场三千多人的同时晕倒,是中国人民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做出的最好注解和诠释。


来源: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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