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旋律露心声

（连载）

文/段亚兵

    

内地有些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说深圳只有经济之树常青而不见文化之花盛开。其实不然。深圳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无论是在深圳经济特区伊始囊中羞涩时，还是后来经济繁荣不差钱的时候，深圳都是重视文化建设的，深圳人也是酷爱文化艺术的。其中基建工程兵大兵中，也不乏爱好者和发烧友，为深圳的文化艺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大兵陈川松领导中国一流交响乐团

1998年，陈川松被任命为深圳交响乐团团长。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任命。交响音乐号称最抽象、最高雅的艺术。能在这个单位当头，就算不是音乐家，也应该有很深的音乐修养。而陈川松是个大兵啊，就算上过大学，但学的是历史，跟音乐也不搭界。难道是组织部长喝高了以后签发的任命？

 

人物小传

陈川松，四川成都彭州县人。1953年9月出生。1973年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304团。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先后调入深圳博物馆、深圳大剧院等单位。1986年调入深圳交响乐团工作，1998～2015年任深圳交响乐团团长。

 

深圳交响乐团是深圳市领导的宝贝疙瘩心头肉，想把它打造成证明深圳有高雅艺术的文化名片。但遗憾的是，成立伊始由于对乐团实行财政包干的大锅饭，演员们端的是铁饭碗，干好干坏无所谓；加上当时刚刚开始试验搞市场经济，社会上弥漫着捞钱的风气，人人都找赚钱的门路。乐团的很多演员，不愿意参加乐团的工作演出，倒是热衷于到社会上去“炒更”、赚外开。管理松懈的深圳乐团，维持平常演出都有问题，更谈不到提高技艺水平了。

深圳交响乐团团长陈川松　深交/供图

陈川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任命为团长的。在他看来，乐团也像军队，没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战斗力。陈团长上任，首先整饬组织纪律。由于乐团多年管理不严格，形成了很多不良风气。例如，拉小圈子搞是非、正气不足邪气盛行；有些人喝酒酗酒往窗外砸啤酒瓶取乐；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耍蛮横的职员欺负原来的团长性格柔弱，一言不合竟然提着菜刀来见团长，吓得团长前面跑他竟然举着菜刀后面追，成了乐团的一大奇闻。

陈川松上任后照样碰到这些问题。但是，陈团长可不吃这一套。他身材魁梧，作风强硬，往前一站威风凛凛有一股军人的霸气。大家先怕了几分。原来喜欢横行霸道的人，本想找茬与新团长较量一番，陈川松不退步反而走上前去，双眉一竖，一脸严肃，啥都不怕，等着对手出招。结果，挑战的人自己先胆怯了、灰溜溜地退下。能说大兵当乐团团长不好吗？军人的正气压住了歪风邪气。事实证明，任命陈川松当团长不是用人不当，恰恰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陈川松善于用制度管人。陈团长表面粗旷，实际上粗中有细。他知道，对文化人进行管理，光靠个人的威严不够，也难以持久。真正的要把这些艺术人才管理好，要靠制度。原来的乐团谈不上什么工作纪律，每天排练前，团长要挨个房门去敲门，乐手们拖拖拉拉不说，遇到心情不好的团员竟然还会骂团长几句；排练场里，指挥已经到了，乐手却寥寥无几，每次浪费半个多小时成了惯例。

  陈川松制定了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对排练迟到、走台迟到、演出迟到、排练中手机响铃、顶撞指挥等种种违反工作纪律的不良行为，都规定了不同数额的罚款标准。既然大家把钱看得比较重，就从钱上入手，让不遵守纪律的人罚钱罚得心疼。然而制定制度易，严格执行难，陈川松在执行制度上狠下功夫。不管是谁违反了规定一定要挨罚，就算团长也不例外。一次陈团长带乐团去香港演出，那次反而是他自己时间没掌握好迟到了。按照交通车要准时发车的规定，尽管陈团长迟到了一分钟车还是开走了。这下子车上的一些乐手们乐坏了，哈，终于整到团长了，看他掏不掏钱？还有一次在排练场里，陈团长忘了关闭手机铃，正在演奏乐曲时，陈团长的手机铃声大作。大家又眼睛盯着陈团长，看他怎么做？对这两次违规，陈川松不但立即交了罚款，而且诚恳地地承认错误、向大家道歉。团长如此以身作则，大家就更没有话说了。乐团的纪律由此严格起来。

陈川松重视狠抓艺术水平的提高。应该承认，陈团长虽然爱好音乐，但是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专家。而当好团长的责任之一是要不断提高乐团的艺术水平，对乐团来说，艺术技术俱佳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的办法是靠专家。乐团实行团长和艺术总监“双领导”管理体制。在陈川松当团长期间，先后聘请了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张国勇、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俞峰、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克里斯蒂安·爱华德等任深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陈川松十分尊重艺术总监，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在排练时，指挥与乐手发生一些争执是难免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自认为有理的乐手希望得到团长的支持。然而陈川松的观点很明确：不准顶撞指挥。有些乐手不服反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争论？那他指挥错了怎么办？”陈川松这样回答：“舞台就是战场。指挥站在这个台上，就有无限的权力。不这样做乐队就演奏不下去了。乐队演奏失败，就相当于军队溃败。退一步说，就算他指挥错了，事后我会罚他。但是作为乐手，你们相当于冲锋陷阵的士兵，必须无条件服从指挥。即使‘战死沙场’，我也认你们是‘烈士’”。团长的表态很重要。从此以后，不尊重指挥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

在陈团长和几位艺术总监的努力下，深交的演艺技术艺术水平提高很快，每年演出100多场音乐会，平均上座率位居国内乐团前列。深交打造自己的音乐季，先后推出浪漫主义系列、古典与浪漫系列、音乐大师系列、文学与音乐系列、节庆音乐会系列等品牌音乐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为追求进步乐团努力攻克一个又—个高难度的作品项目，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与《春之祭》、马勒的系列交响曲等，这些是业界公认的一流交响乐团的试金石，国内少有乐团敢于问津。而深圳交响乐团敢于攀登、花费心血攻下了这些“音乐堡垒”，在业内名声大振。如今的深交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交响乐团。按照陈川松的评价：“对深交我不敢说是全国第一，但是在中国绝对不会比任何团差。”

深交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演出的《神州和乐》梵呗交响音乐会取得极大成功　张虹影/摄影

陈川松抓创作留下作品。他认为，做为一个争创一流的乐团，不仅要有一流的演出技艺，还应该有自己的创作作品。在深圳这样鼓励自主创新的城市，乐团应该以实际行动做出自己的贡献。2005年，深圳交响乐团开始创作佛教音乐《神州和乐》，聘请的作曲家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第二年的4月16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舟山市普陀山圆满落下帷幕。17日晚上，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了《神州和乐》梵呗交响音乐会。音乐会请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神州和乐》的创意和策划起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 创作这部大型作品的首功应该归陈川松。《神州和乐》取得成功以后，市委宣传部又开始抓另一部关于儒家文化的交响乐作品《人文颂》。任务又交给了陈川松。这部作品的创作花了6年时间。聘请的作曲家是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宁。2013年9月21日是第32个“国际和平日”。深交的《人文颂》应邀在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演出，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和热捧。

陈川松任深交团长的这几年，笔者恰好在市委宣传部分管文艺，见证了他组织创作两部大型音乐作品的过程，也代表市委宣传部给予了他应有的支持。为表示对这两部作品的支持，笔者采写了《〈神州和乐〉诞生记》、《盛世有雅乐，域内传和音》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收入《创造中国第一的深圳人》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作为一名交响乐团团长在任上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交响乐作品的创作，而且演出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应该讲功德圆满，陈川松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陈川松不满足。他又开始思考创作另一部大型音乐交响乐，起名为《大鹏记》。他要想通过这部作品纪念深圳人民怀念的梁湘同志。对梁湘的深厚感情让他忍不住自己写出了歌词：

“滚滚的汨罗江啊，浪卷千尺带不走离骚的竹香。

悠悠风波厅啊，弹丸之地却留下了英烈忠魂。

可茫茫的梧桐山啊，你以地阔千尺，

却容不下大鹏的一片羽翼，欲问苍天情何在？

大地埋首愧无垠，只有母亲轻轻的呼唤，回荡在天际。

回来吧，浪迹天涯的英魂，

回来吧，鹏城人民的儿子，

母亲滚热的胸膛，永远、永远是你的栖息之地。”

 

梁湘对基建工程兵有恩，部队官兵对他深怀感情。梁湘在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鹏城人民的好儿子。

陈川松朗读着歌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2015年陈川松退休。虽然他已没有条件再组织深交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但是，笔者相信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杨卫国创办秦之声秦腔艺术团

杨卫国可以说是将票友演唱秦腔引进深圳的第一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基建工程兵调入深圳后，多数部队被安排驻扎在竹子林一带。当时这里非常荒凉，荒草没腰，鼠蛇横行，战士们住的是竹棚、板房。这一带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深圳戏院、电影院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罗湖老城区。可以说竹子林是文化的空白区。但是年轻人天性爱文艺，是票友和发烧友，他们总会想出办法自娱自乐。

杨卫国的办法是吼秦腔。他是陕西人，对秦腔爱到了骨子里。在部队安营扎寨的小区里，他早晚都要扯开嗓子吼上几句秦腔。他孩子回忆说：“记得198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每天早上迷迷糊糊听到‘祖藉陕西韩城县……’的曲调声，就知道该起床了。几套唱腔我爸百唱不厌，我也会背了。那时我爸有部磁带收录机，每天晚饭后夜幕降临，我家的收录机里就响起了粗犷有力的秦音，传到竹棚外。部队的战友乡党们闻声而来一起听戏，高兴了就一起跟着吼。我爸有一把二胡、隔壁的张建昌叔叔有一把板胡，隔三差五聚一聚，两人边拉边吼，一吼就是几十年……”

 

人物小传

杨卫国，陕西户县人。1951年10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部队撤销前任16团2营6连连长。1983年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二建公司施工队队长。

 

张建昌，陕西临潼人。1951年12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后参加了二支队宣传队。当年在嘉峪关市的宣传队排练演出里现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数台综合文艺晚会，到河西走廊数个城市、辽宁本溪、河北唐山等地演出，获得赞誉。部队撤销前任16团宣传股正连职干事 。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二建公司工会主席等职。

 

在笔者采访时，杨卫国谈起唱秦腔兴奋地手舞足蹈。他说：“不管一天干活有多累，或者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只要一唱秦腔啥烦恼都忘了。”他为此还写了一首诗：

在外漂泊几十年，

秦腔底蕴在心间。

脱下军装换戏服，

深圳从此有秦腔。

 

唱秦腔的票友越来越多了。2002年2月17日，杨卫国发起组织的“深圳振兴秦腔协会”及“深圳秦之声艺术团”正式成立了。艺术团邀请了一批老艺术家参与，花了十几万元购置了板胡、扬琴、琵琶、大提琴等全套的乐器，从西安购置了凤冠霞帔蟒袍等戏服和一批道具，使秦之声艺术团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艺术演出团队。周一至周五各家的爷爷奶奶们将孙子送到学校后，大家就集聚在一起唱起来；周六下午是固定的排练、演出折子戏的时间，票友和观众们，挤在小小的文化室里，又唱又吼又跳又表演，热闹欢乐得像是过节日。

杨卫国（右一）是传播、表演秦腔的发烧友　本人/供图

后来，排练表演的场地从竹子林搬到了福田区园岭街道文化站，经常参加活动的票友达到五六十人，加上戏迷和爱好者经常上百人。福田区政府文化部门在资金方面给予了一些支持，使艺术团活动能够更加坚持经常。多年里，秦之声艺术团多次在皇岗公园、洪湖公园、荔枝公园、园博园、桃园村、园岭等社区为戏迷和观众演出；还在市有关部门举办的“戏聚星期六”活动中，到深圳大剧院演播厅演出获得好评。

深圳秦腔发烧友的活动惊动了陕西省文化厅。南国城市深圳，竟然在秦腔流行的西北五省之外成立了“振兴秦腔协会”，并坚持组织秦腔戏迷开展活动30多年，这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奇迹。2013年，陕西省文化厅和省振兴秦腔办公室的领导一行来到深圳，为协会挂上“深圳福田振兴秦腔协会”的牌匾。就是在这一年，在中国秦腔网开展的网上评比活动中，深圳秦之声艺术团以其坚持时间长、活动经常化、参加者众多等几个特点被评为第一名。

有一次演出活动让杨卫国终身难忘：受邀到原中共中央领导人习仲勋老人家里去演唱秦腔。习仲勋老领导晚年一直住在深圳。2002年除夕夜，秦之声艺术团收到了邀请。来到习家，杨卫国惊喜地看到齐桥桥、习近平、习远平等姐弟3人都从各地赶来，全家在深圳团圆过年。艺术团先后表演了《游龟山》、《梁秋燕》等唱段，齐心大妈夸奖演员们唱得好。习近平高兴地说：“好久没有听到秦腔了。想不到深圳竟然有秦腔艺术团，真是一个移民城市啊。谢谢你们来我家唱秦腔，演的精彩，唱的地道。”习近平问杨卫国“老家哪里人？”杨卫国回答说：“咱们是陕西老乡。我是户县人，这里还有你陕北吴起人呢。”习近平兴致更高了：“陕北人会唱陕北民歌吧？”杨卫国热情地推荐说：“这位名叫韩海，是吴起县剧团的团长，唱得好着呢……”于是，韩海就用陕北老腔唱起了《东方红》：“东方地个红，太阳地个升……”习近平听得高兴，用双手打起节拍，演出达到了高潮。

有几个演员小心地提出，能不能和习近平合影留念？习近平爽快地答应了。杨卫国赶紧拿出相机，连照数张，成为永久的纪念。演唱活动结束后，习近平姐弟3人送演员们到大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话别。汽车开出去一段路了，杨卫国回头看去，习近平还站在门口目送客人走远。这一点让杨卫国特别受感动。

 

崔凌志创办深圳民乐团

深圳基建工程兵中还有一个音乐迷，自己掏腰包创办爱乐民乐团。

2005年，深圳开始出现一些音乐爱好者凑起来创办民间乐团的现象。做为一个“发烧友”，崔凌志经常去观看欣赏，后来产生了自己也办一个民乐团的念头。经过一番运作，他注册成立了深圳第一家市级民办文艺团体——深圳爱乐民族乐团。

 

人物小传

崔凌志，浙江建德市人。1960年5月出生。1978年3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二建公司工作。1988年调入深圳市石化集团公司。2005年创办深圳爱乐民族乐团，兼任闵慧芬音乐工作室主任。

 

个人办乐团谈何容易？没有乐手，他四处觅高手，邀来50名演奏师，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学校、群艺馆和培训班的老师，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8人、本科学历的30多人；没有排练场地，他租用了市群众艺术培训中心的一个房间，后来为了省钱又搬家到了梅林文化站；没有乐器，他首次就投入40多万元购置，后来又陆陆续续花了不少钱。这还不算，最后连自己人都搭进去了。崔凌志开始兼职当乐团团长。后来发现乐团的杂务事情太多了，不管不行、管多了会严重地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句话的意思。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心多用，如果精力分散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辞去了自己原来的高薪工作，成了专职的民乐团团长。

有战友说老崔傻。他回答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叫傻，为赚钱而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叫不值得。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一座富矿，深圳应该有民族音乐的一片天地，我愿意为此做努力。虽然当了民乐团团长后让我经济收入大幅缩水，但在精神享受上我变得富有，这是值得的。”

由于参加乐团的人都是兼职乐手，开始有人担心这些演奏员锣齐鼓不齐搞不成事儿。但实际上由于参加者都是志同道合的真正爱好者，大家排练和演出的兴趣反而更高。乐手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便，定期排练，不断磨合，精益求精，让演出达到了极佳状态。

乐团邀请来了中国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高胡演奏家甘尚时、《丝路花雨》舞剧作曲家韩中才、广州星海学院民族乐团指挥李复斌等指挥家和演奏家到乐团执棒、演出。通过与大师和专家的合作，更是迅速地提高了乐团的演奏水平。

乐团成立后的头5年里，总演出场次达300多场，平均每年60多场、一周演一场，这个演出频率不算低，为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举办大型, , 民族管弦民族音乐会9场、公益文化招标项目演出180场。特别值得说的是，2007年8月开始，乐团在中信广场首创举办了“星期民族音乐会”，演出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每次都有上千名的观众前来观赏。由于该演出活动坚持时间长、举办效果好，被市有关部门列为全市第一批公益音乐活动之一。2009年，乐团又策划排练了“长城随想”大型民族音乐会，在深圳最高档次的音乐殿堂深圳音乐厅演出。这场音乐会尝试着向社会发售门票，竟然全部售出。这说明深圳市的音乐听众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爱乐民乐团的演出水平。这场成功的演出极大地鼓舞了乐团的乐手们，也让崔凌志高兴了好一阵子。他满怀信心地对乐手们说：“民乐在深圳有很好的听众基础，深圳市民是喜欢民族音乐的。让我们更好地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