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八千生力军
文/段亚兵
调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总数达到二万人。而过去人们说到“二万人”，一般指的是留在建设集团里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建设集团里的这一部分有一万多人，占了“二万人”中的多一半；但是，部队还有人数稍少的另一半人（约八千人）。在部队集体转业前后，他们离开了这支部队，走到了深圳的各条战线上。而这一半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此笔者感觉到在这本书里，应该也要讲到另外这一半人，否则，情况不算完整。
基建工程兵的另外一半人，离开部队后，大约去了三个方向：党政机关选调了一大批干部；成建制地给许多单位输送了一些骨干；少数人走上了下海创业的道路。
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
部队集体转业后，一大批干部调入了市委市政府机关，成为深圳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从此以后，无论到哪个机关办事，都能碰到来自这支队伍的干部。
深圳湾的红树林滩涂是候鸟的天堂 苏顺清/摄影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新成立的深圳市缺乏干部，特别是随着机关的不断扩大，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公务员队伍；另一方面，部队的特点就是干部数量多，而且素质高。调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二万部队中，干部数量多达6千多人。部队干部的特点是有组织观念、遵守纪律、责任心强、技术业务干部比例大、经验丰富。
部队的党员数量就更多了，因为在战士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据统计，部队集体转业后，仅建设集团公司里党员就多达4436人，占全集团正式员工的1/3，占整个深圳经济特区党员总数的1/5。
据不完全统计，部队先后向全市各单位输送的干部多达5千人。事实证明，从部队选调的干部，上手比较快，很快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下面举两个例子。
先说市委的市纪委系统。
1983年底～1984年，深圳市纪委正计划大量选调一批干部，恰逢两万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深圳，于是准备从中选择一些德才兼备的干部。廖成林直接从基建工程兵兵种工程部调入深圳，安排在市纪委办公室工作。市纪委领导认为他比较了解部队战友的情况，就交给他一个60多人的名单让他从中选出一些优秀的干部。廖成林建议领导确定了其中的37人，调到市纪委机关和基层单位。经过这次集中补充，从基建工程兵调入的纪检干部占到了当时全市150多人纪检队伍中的1/4多。在笔者采访廖成林时，他详细介绍情况后，自豪地说：“直到今天，从基建工程兵调入的纪检干部都成为单位的骨干，最可贵的是没有一个人在纪检工作岗位上犯廉政错误。”
廖成林自调入深圳，一直在市纪委工作直到退休，最高职务为市纪委第一副书记。如今从基建工程兵来的、在位的市纪检干部，职位最高的是市委副书记、兼市监察局局长张波。
人物小传
张波，江苏连云港市人。1963年10月出生。1980年1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24团。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三建公司工作。1984年调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1991年，调入市检察院。1997年后，历任市委驻深工委副书记、罗湖区委副书记、盐田区委副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等职。2012年，任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市反腐败局局长。
再说市政府的基建办系统。
深圳建市初期，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坚持精兵简政的原则，部门设置数量少，要求办事效率高。政府没有设建委，而是于1984年成立了市基建办，做为全市城市建设管理系统的领导协调机构。基建办最初只有25名干部，其中1/3强来自基建工程兵部队。基建办下设4个处，主任加4个处室负责人共5位领导。王炬（基建办主任）、王哲（政工处处长）、李宇明（工程组副组长、主持工作）3人都是原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干部。
1985年新成立市房管局，十几名人员抽调自各单位。除了局长从省政府调来外，其他所有人都来自基建工程兵部队。房管局下设4个科（1988年改为处），刘坤德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赵卫国任产权科科长、刘永友任维修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杜志文任经营科科长。
市基建办下属的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市建设局、市房管局（市住宅局）、市城管局中，许多业务技术骨干来自基建工程兵部队。若干年后，仅提拔为局级干部的就有陈玉堂、卢胜海、孙大海、李宇明、黄瑞、李加林、许权、孙晓明、刘世会、吴书领、王天成等。
人物小传
李宇明，吉林长春市人。1943年11月出生。1963年参加工作。1966年8月“工改兵”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部队撤销前任16团副团长。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调任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1984年4月后，历任市基建办施工处处长、市建筑工务局副局长、市政府接待办副主任、市物业发展集团公司总经理等。1996年10月调任市建设局巡视员兼副局长。
许权，吉林四平市人。1942年5月出生。1966年8月“工改兵”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部队撤销前为16团司令部工程计划股股长。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二建公司工程计划科科长。1988年6月调入市国土局，历任市规划国土局产权登记处副处长、南山分局局长、地政处处长、市规划国土局总经济师等职。
黄瑞，广东廉江人。 年出生。1976年2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304团。部队撤销前为304团5营技术员。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五建公司工作。 年调入市住宅局，历任该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市建设局副局长，市大产湾开发公司董事长，市地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市国资委巡视员等职等职。
李加林，浙江嘉兴市人。1947年12月出生。1968年8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部队撤销前任16团后勤处财务股股长。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二建公司财务科科长、市建设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等。1989年12月调入市政府，历任市建设局综合计划处处长、市规划国土局综合计划处处长、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助理、市规划国土局副局长、市住宅局副局长、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等。2007年12月任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巡视员（正局级）。
秦永安，四川南充市人。1952年9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5团。部队撤销前任冶金指挥部深圳指挥所政治部干部科正营职干事。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建设公司科长。1986年调入市城管办，历任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处长、市城管局副局长、巡视员（正局级）等职。
刘世会，江苏赣榆县人。1962年3月出生。1980年1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二建公司工作。1984年3月调入市国土局地政监察大队工作。1991年6月，调入市规划国土局，历任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地政和监察分局局长、直属分局局长等。2012年8月任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副主任兼市土地储备局局长。
刘永友，四川岳池县人。1946年5月出生。1970年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6团。部队撤销前任16团司令部质量检查股助理工程师。1983年9月集体转业深圳后，调入市政府，历任市住宅工程质量检查站副站长、市住宅局副局长、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张耀先，江苏如皋县人。1950年11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八支队工作。部队撤销前任冶金指挥部深圳指挥所司令部军务科副营职参谋。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调入市政府，历任市规划局地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市建设局地政处处长、市规划国土局处长、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职。
李衍华，广东省龙川市人。1952年4月出生。1970年12月入伍到北京军区5860部队，后调入基建工程兵六十一支队5团任干部股干事。1988年1月调入深圳在市委组织部工作。1989年4月调入市政府，先后任市规划国土局政工人事处副处长、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地政建设监察处处长、市规划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
周兴宋，广东湛江市人。1956年10月出生。1977年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三十六支队353团。部队撤销前任三十一支队304团副连职干事。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五建公司工作。1983年11月调入市公用事业管理公司工作。1987年5月后任市道路工程公司副经理、市路灯管理处处长等职。1998年3月调任市城管办机关党委书记。2011年12月任市城管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仅从以上统计不完全的名单看，基建工程兵部队确实为市委市政府机关提供了大量的干部，人才辈出；而部队干部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勤恳工作，做出了贡献。
新单位的火种
二万人部队改编成为地方企业后，有计划、成建制地向市里一些系统、单位输送了技术业务骨干，或者分流员工队伍。这方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成立的深圳市百业待兴，成立了许多新单位，需要骨干力量，由部队输送人才队伍；另一种是解决部队没活可干的困难，分流一些员工。
先说第一种情况。在部队改编中，两个师级机关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公司合并。一开始班子中有号称“八大金刚”的多位领导干部。后来其中的一些领导离开建设公司去开辟新的战场。
深圳的“世纪之夜”是欢乐的海洋 刘对现/摄影
王树林先任广东核电服务公司（该单位后来改为市东部开发集团公司）经理，后调任市建材公司经理。
刘更申调任市园林公司经理。
张书亭继王树林后任市东部集团公司总经理。
时振山任南油深圳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
此外，马成礼调任市物业公司经理。
谷金岭任深圳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经理。
刘德胜任市设备材料公司经理等。
人物小传
谷金玲，山东省聊城市人。1933年12月出生。1953年8月入伍。部队撤销前任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高速公路指挥部副指挥长、市城管办副主任、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各位领导去新单位会或多或少带走一些技术业务骨干和员工。一支新队伍到了新领域、开辟新战场，成就一番新事业。这就像一棵树一样，树长大了必然会分叉；但是不管分出多少新枝杈，长出多少嫩枝桠，都连在大树的主干上。
国贸大厦封顶时是中国第一高楼 江式高/摄影
再说第二种情况。部队调入深圳后，由于遇到压缩基建规模、自身不适应等多种原因，一段时间里各单位找不到任务，处于停工待业状态。市委市政府领导关心这支队伍，决定采用分流员工的办法，减轻各单位的困难。1985年，市政府下发文件，要求深圳各大企业招工时必须招收基建工程兵，劳动部门甚至采取了硬性分配指标的措施。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和职工调入了市里的一些用人单位。
在这里讲一个刘更申帮助老单位战友的故事。刘更申调入市园林公司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不久，听说部队遇到很大困难的消息。他心里惦记着部下和战友们，为此主动找到市五建公司经理李金忠，对他说：“部队来到深圳暂时遇到困难，也算是对这支部队的考验吧！但是，作为领导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你干脆调一个连队到园林公司来吧，这里工资虽然不算高，但是不会欠薪……”于是，300多名建筑工人就变成了园林绿化的园丁。
刘更申在园林公司的那一段经历，很多战友不太了解。但是，笔者早就注意到他在园林公司工作得开心、成绩出色。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当年我看到了他发表在深圳报刊上的一首诗，这首标题为《谈判》的诗写的是他在园林公司时与外商谈判的情景：
“开放之路，
缩短了中国和美洲的距离。
波涛万里的太平洋，
变成了蓝色的桌子……”
刘更申后来送给我几本他的诗集，我拜读后仍然最喜欢这一首。太平洋成为一张谈判桌，多大的场面，多鲜明的形象，多么浪漫的想象力，表现出了军人诗人的气派。
勇于创业的人才
部队集体转业时，一些战友离开了这支队伍，选择了创业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自己创业是一条风险很大、坎坷不平的道路。而且，离开了朝夕相伴的战友群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必定会产生一种倍感孤独的愁绪。当时敢于选择走这条路，不仅有远见，而且胆子大。
在这一批创业战友中，一定会有人失败，但是人们一般听不到（或者是不愿意听）失败者的故事；而对于成功者的故事大家津津乐道、百听不厌，因此我们知道了一些优秀战友的精彩创业故事。例如：
任正非创办华为，成为世界著名企业家。
梁光伟努力工作成为华强集团掌门人，打造世界级科技文化企业。
高洪星创办香港卫视，传播中国的声音。
吴克顺创办青瓷博物馆，为传承中华文明而努力。
汪家玉不断创新，带领深装开辟了中国装饰业新路。等等。
这些战友，自己创业的道路走得非常艰辛，摸索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经验，创造出了许多中国第一。后面再详细讲他们的创业故事。, , ,
作者思考之十三
为什么一支部队会对一个城市产生这么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拥有50万军人的基建工程兵撤销，绝大部分部队集体转业，落户到全国许多城市。进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是其中之一。
如果注意一下，会发现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深圳的部队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论人数，调入深圳的二万人不算市最多的，人数最多的是调入北京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共3师、三万多人；进入深圳的2个师、二万人，属于第二多。但是进入北京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虽然有三万人之众，但是北京市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北京的市民很少像深圳的市民那样频频地说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事情。
如何看待这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深圳的二万人部队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北京体量巨大，增加几万人算不了什么？深圳不同，是个从一个边陲小镇的基础上新成立的城市，建市时城市人口很少，特区内只有2万居民；而一下子进入的基建工程兵2万官兵、加上家属超过了4万人。
二是深圳部队的官兵深入到了全市各条战线。深圳二万人部队中分出了一个八千人的队伍，输送到了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各条战线。这种情况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城市（例如北京、上海）都是老城市，各系统、各部门健全，不可能短期内大量地吸收新成员。深圳是一张白纸，从头开始，各条战线都急缺人。这就造成了机会让这支部队像是蒲公英一样，将种子撒到了全市各条战线，从而为用部队的传统文化影响地方提供了条件。
三是深圳为敢闯敢试的人创造了机会。深圳经济特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的试验田。深圳人敢想敢干，创造出了许多“中国第一”，在深圳进行的各种改革试验中，原基建工程兵的干部战士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相比之下，“八千人”在创造“中国第一”的改革中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也许由于上面的几个原因，一支队伍对一个城市发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先应该说，一个一个城市的崛起为一支队伍提供了条件。从全国范围内比，来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在建设经济特区的初期，可能遇到的困难最大、吃到的苦头最多；同时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最大。一支队伍与一个城市，同甘苦、共命运。官兵们用双手建起了城市，城市为官兵们提供了实现人生抱负的机遇。这可能二万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极深厚感情的深刻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