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技术尖兵大学校路
文/段亚兵
对于军队、企业来说，技术是制胜的利器，是核心竞争力。基建工程兵成立时，文革刚刚开始，出现了宣扬“读书无用”、“搞技术是走白专道路”等政治论调，全国几乎没有什么单位重视文化和技术。但是，基建工程兵不同，作为担负着国家大型基本建设任务的队伍，不重视文化技术，就不可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部队是技术的人才库
深圳二万人基建工程兵部队中走出了一个任正非，他于1987年创办了华为技术公司。用20多年的时间，让华为一个小小的民营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世界通讯IT行业的第一名。对任正非创造的奇迹，很多人感觉迷惑不解：一个部队出来的大兵怎么能够创办和管理一个世界一流的科技技术企业呢？
很多人不了解，任正非在部队时就是一名技术干部。他1963年毕业于重庆工程学院，毕业后开始在一个地方建筑工程单位工作。1974年，我国从法国引进了技术先进的辽阳化纤项目，是我国当时引进国外技术及成套设备建设的四大化纤基地之一。就是因为要承担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部队从全国选调优秀技术人才，于是任正非有机会参军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的一员。在部队任正非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研究所副所长（技术副团级）。由于他在工作中做出了特殊贡献，1978年3月被推选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人们也不了解，当年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是一个国家级的技术人才库。任正非不是特例，只是部队数量众多的技术人才中的优秀代表。重视技术并不是领导的偏好，而是必须这样做；没有一支出色的技术队伍，工程是玩不转的。当年，基建工程兵承担的是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施工任务，一个项目能不能拿得下、工程质量好不好，取决于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高不高。事实上，当时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力量，应该说是全国最强的。
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人才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工改兵。基建工程兵是在国家施工队伍的基础上改编成立的，企业中年轻有为的技术骨干才能被批准参军入伍，工改兵是“拿得下”施工任务的技术带头人、“老带新”技术传承的老师傅。
二是根据工程项目需要，不断招聘吸收各类优秀技术人才。当时基建工程兵承担了许多国家大型基建项目的施工任务，有对高级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同时，当时中国社会中，军队是最光荣、优越的工作单位，部队有吸引技术人才的条件。既有需求又有条件，就出现了人才聚集军队的现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江河汇流向大海，大海就是军队。当时的中国，技术人才争抢着参军入伍，让基建工程兵成为国家的技术人才库。
任正非在基建工程兵部队时就是一名技术兵。 杨洪祥/摄影
三是基建工程兵兵种领导十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培养。1979年8月在一次兵种机关会议上，兵种领导强调，要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是靠科学，靠技术，不把技术水平搞上去，难以完成艰巨复杂的工程任务。因此，必须要把技术训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千方百计提高整个部队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水平。在兵种领导的要求下，部队大规模地开展技术大练兵和技术改革活动，通过岗位练兵、以老带新、包教包学、从施工中学习施工等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办法，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技术，特别要求新兵做到一年学会、二年熟练、逐步达到一专多能。同时，在部队中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尽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结构，提高机械化施工水平。为此，各部队大胆提拔使用技术人才，提拔了一批年轻的技术人才当领导。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任正非参军入伍，展现出才华，被兵种领导作为重点培养提拔的后备干部。只是遇到部队撤销，任正非没有能够破格提拔，后来以副团级干部调入深圳。
部队是技术人才的庇护所
要认识基建工程兵在国家级技术人才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还要考虑到国家经历“文革”时期这一特殊因素。
基建工程兵部队成立于1966年，撤销于1983年；而“文革”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76年，两个大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完全重合。“文革”作为一个席卷全国的大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对基建工程兵产生重大影响；但反过来说，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全国陷于停百业、闹革命的状况中，牢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肩负重任的基建工程兵，几乎是唯一一支坚持搞好施工生产的队伍。毫不夸张地说，基建工程兵受命于危难之时，奋战于艰难之中，挽救国家于混乱之关头。
孙志杰在“文化大革命”困难的日子里，抓好酒钢建设，保证了高炉出铁。 其家人/供图
在这里，笔者要讲述深圳二万人部队中一位威望极高老首长的故事，看基建工程兵是怎样在文革期间坚守信念、排除干扰、坚持搞好生产的。这位老领导就是冶金指挥部副主任兼深圳指挥所主任的孙志杰同志。在2016年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50周年时，刘坤德十分怀念这位老领导。他觉得应该写一篇关于老领导的纪念文章，为此，他专程到北京找到曾任孙志杰秘书张志德，两人一起回忆和写出了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笔者在这里引用的关于孙志杰的事迹，就是出自这篇文章中。
1966年10月15日，基建工程兵二支队在嘉峪关市正式成立。从新疆建设兵团来的孙志杰任二支队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是这支部队的一号首长。部队立即投入了酒钢大会战，力争早日出铁。然而此时，正处于嘉峪关市“造反派”夺权叫嚣中。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宣布靠边站、戴上高帽子游街。孙志杰决定抵制这股恶流，二支队党委做出了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准开展“四大”，不准成立“造反组织”，不准红卫兵和地方造反派到部队串联的“三不准”规定。这为孙志杰招来了灾难，作为一号首长他被第一个被揪出示众。造反派勒令孙志杰、李英奎、胡志鸿3人离开领导岗位，劳动改造，打扫厕所。孙志杰对个人的荣誉得失并不在乎，不仅每天都把厕所冲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学唱几句革命样板戏，表现出一种乐观精神；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很沉重，他担心酒钢建设受到重大影响。他通过各种渠道向部队有关领导传递信息：“要求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务必保证部队绝对稳定，继续完成施工任务；要求部队要抓好对新兵的技术培训工作，鼓励新兵拜工改兵老同志为师，苦练技术本领，一级抓一级，抓好部队管理就是对我孙志杰的最大支持。越在艰难困苦之时，越要有党的观念、纪律观念，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水落石出之时。即便我真的被打倒了，部队稳定了，我也不负使命。”孙志杰的态度对部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支队的基层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多数团正常施工。
直到1968年3月，兰州军委和甘肃省革委会联合成立了嘉峪关地区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宣布停止“四大”，解散所有造反组织，集中精力搞会战。二支队恢复正常，孙志杰、李英奎、胡志鸿等领导干部全部回到领导岗位，酒钢建设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1970年9月，酒钢年产470万吨铁矿石的镜铁山铁矿、年产80万吨的西沟石灰石矿、主厂区的热电厂、焦化厂、烧结厂、冶炼厂等工程项目全部建成。终于在1970年10月1日，酒钢1513立方米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铁前工程胜利竣工。
这个故事说明在“文革”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基建工程兵不但仍然当着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的突击队，而且成为技术人员的庇护所。常生荣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文革期间，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停顿了，有些方面即便仍在生产，也是不讲技术、不搞核算的。但是基建工程兵部队却摸索出了一整套加强经济核算、进行技术革新、搞好施工管理的办法，这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全国的风气是批判知识分子‘臭老九’、让搞技术工作的不但不吃香反而遭罪。但基建工程兵不是这样，部队非常重视技术人员的培养，提拔很多技术干部到领导岗位上……”
源源不断地培养技术尖兵
二万人基建工程兵到深圳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深圳的市场经济环境给企业带来了生存的压力，逼得企业必须不断地学习、研发、掌握新技术，以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有利于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上部队原有的重视技术的传统，让这支队伍自觉地在掌握新技术上狠下功夫，注意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员，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竞争力。
在这里讲述几个技术尖子的故事。
电焊大王田正宏学习不停步
田正宏家乡在云南澜沧县，佤族人。1956年4月出生。1974年入伍，是一支队4团13连的战士。刚到部队时，小田文化水平低，汉语说得不顺溜，学习文化知识的困难比别人大得多。但是，小田有佤族人不服气的劲头，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不停步。
1975年，部队承建辽阳大型化纤厂64号装置工程项目。这个项目施工中，电焊焊接量巨大。部队从来都是急用先学，根据施工需要培养人才。部队举办电焊工训练班，小田被选中参加培训。培训中，小田积极好学，反复练习。有几次他的眼睛被电焊弧光灼伤，晚上敷上湿毛巾睡觉；第二天眼睛还红肿着，却不肯休息又拿起电焊工具参加训练。对那些很难掌握的电焊手法，他夜里睡觉时经常在自己的肚子上比比划划，琢磨其中的窍门。经过勤学苦练，小田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焊接技术。技术培训刚结束，小田就被派往辽阳大型化纤厂64号水塔装置的焊接岗位上。这个水塔高76.5米、直径5米，整体重量为350吨，而塔壁仅5毫米厚，焊接技术难度很高。小田和战友们在2个月施工中，日夜加班进行焊接，发现有任何一点技术瑕疵都要重新补焊。结果，水塔一次性吊装成功。
小田在工作中，焊接过碳素钢、不锈钢、合金钢等多种钢材，总是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任务，没有出现过一次质量事故，受到了法国专家的好评，被称为“年轻的电焊大王”。由于工作出色，小田1976年被基建工程兵政治部授予“雷锋式战士”称号；1979年10月出席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授予他“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资料来源：杨学书整理田正宏事迹材料，《转战南北扎根深圳》103页）
电焊大王田正宏。 特皓集团公司/摄影
电焊状元靳传勇刻苦钻研技术
靳传勇，江苏徐州市人。1957年5月出生。1976年3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802团。小靳是农村兵，家乡风景秀丽。在部队里他刻苦钻研技术，购买了许多电焊技术教材，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对照教材练习，很快掌握了焊接技术。1992年在深圳首届职工技术运动会上，机电设备安装公司派出6名技工，夺得了全场6块奖牌中的5个，出色的成绩震惊全场；靳传勇更是夺得电焊工比赛项目第一名。在1996年深圳第二届职工技术运动会上，面对60多名来自中央部委“王牌军”和省级劲旅的各路高手，靳传勇再次夺得电焊工项目第一名，成为深圳市各专业参赛选手中唯一的“两连冠状元”。
1993年5月，在广州石化总厂年炼油250万吨装置的检修施工中，靳传勇和工友们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成功地将德国进口的双向不锈钢常压塔塔顶，同国产普通不锈钢塔身焊接在一起。这种异型钢种大型关键设备的焊接，在国内尚属首例，填补了我国焊接技术中的一项空白。1995年，公司承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惠州大亚湾至广州石化总厂石油输送管线工程中118公里的管线施工任务。靳传勇作为首批15名培训选手，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面掌握了该项技术。他在施工中熟练地采用下向焊技术，比我国传统采用的上向焊技术工效提高一倍。专家们评价说这是我国焊接技术上的一次革命。
靳传勇后来被提拔为市建安集团公司培训中心主任、市建安劳务公司书记。他获过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1年8月深圳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他被选当开幕式火炬手。（资料来源：卓福田、李树荣整理靳传勇事迹材料，《转战南北扎根深圳》324页）
以上两位战士都是农村青年，在家乡时没有接触过电焊工，特别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小田，对电焊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但是，在部队里他们经过学习培训都成了电焊技术能手。这说明什么？说明就算是农村来的青年战士，只要有学习培训的机会，自己又愿意刻苦学习，就有可能成为技术人才；说明基建工程兵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在将农村青年培养成为合格的工业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金光技术创新创事业
史金光，湖北当阳县人。1970年12月入伍分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
史金光是随着一支队1团最早进入深圳的人。1981年他参加了深圳电子大厦的施工，接触到了如何处理软地基的问题。此后，他一直琢磨如何研发一种软地基处理新技术。他的想法得到了市建筑科研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咏梅的帮助。两人合作不断研发新技术，注册了“消除负摩擦阻力技术措施”等多项专利。在有了一些技术储备后，1987年史金光创立了深圳第一个地基研究处理专业公司。1989年深圳开始筹建黄田机场（后来改名为福永机场）。机场选址福永镇，长长的跑道和滑行道准备建在珠江口的海滩上。海滩的淤泥深达10多米，想要探到坚硬的岩石层深度达到30多米。从全国请来许多专家进行论证，大家一致认为，处理软基地必须先修一道堤坝拦住流动的淤泥，再置换淤泥。一个承建单位按照这种方案试验，结果证明不可行。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软地基？主管的市领导对此非常着急，再次召集专家寻求意见。会上张咏梅推荐史金光有能力处理此难题，市领导同意试一试。张玉梅与史金光到现场仔细考察，认为前面的承建单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使用的技术夯力不足，达不到淤泥层的最底部。于是，史金光派出了公司的强夯队，经过几次试验取得成功。史金光使用的新技术不但保证施工质量，而且保证机场跑道的施工提前竣工。此一战让史金光一举成名。机场跑道和后来公司承担的皇岗河软基础处理项目，被誉为国内一次性工作量最大、速度最快、工期最短的优秀工程。（《两万人的20年》上卷194、236页）
大学生成为技术人才的新来源
基建工程兵最后一年招兵是在1982年。那以后就再没有新的兵员补充，从新兵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也就终止了。部队改编成为施工企业，队伍还是存在，事业继续发展，因而不断产生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后备技术人才从哪里来？从大学生中来。
说实话，以前部队从义务兵中培养技术骨干，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社会教育事业中断情况下自办教育的一种无奈之举。“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充斥社会，大专院校停止招生，想要大学生也没有。更何况当时知识分子被批成“臭老九”，就算有大学生也不可能受到欢迎、得到重用。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先是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抓住这个机会，基建工程兵部队每年都大量选送战士上学，学成后回部队成为技术骨干。同时，基建工程兵也自办了从第一到第五5个技术学校，为部队培养人才。深圳二万人部队中有很多干部就是从这些技校中毕业的。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制度，大专院校重新成为为社会教育培养人才大军的熔炉。随着大学一次次的扩招，上学和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慢慢地大学生就业成为新问题。于是许多年以后，建设集团将吸收大学生作为技术人才的主要来源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
笔者采访张宝时，他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建设集团大量招收大学生、培养成才并重用，经过了前后两道难关。前面的难关是没有接受大学生的指标；后面的难关是基层单位不愿意要大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分配正在从“计划分配”向“市场双向选择”转变，一些大学已经同意毕业生自选出路；但是，愿意接受大学生的用人单位要申请到省市人事部门同意的指标才行。首先建设集团遇到的难关是如何申请到接受大学生的指标。这件事得到了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王众孚的大力支持，他主管人事局。
张宝说：“我1988年当了建设集团的总经理后，开始考虑从毕业大学生中选择培养人才这件事。人才问题是保持这支队伍竞争力的核心问题。但是，当时接受大学生是件很难的事，市人事局每年只分给建设集团10～20个指标。这么大集团公司，几个大学生怎么够啊？为此事我几次找到王众孚副市长。第一次找他，他问我想要多少？我说，你批给50个好不好？王副市长真批了50个指标。第二次我又去找他。他问，还要多少？我说想要150个。他说：‘行，你要多少，我批给你多少。等你不够再找我……’。”
对建设集团一年要这么多大学生，人事局的同志有些惊讶。一位局领导问张宝：“你一年到底能安排多少名大学生？”张宝回答：“王副市长批了150名我都要，实际上我能接受180人。那些事先没有联系好单位、冒失跑到深圳来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你都给我吧。”局长问：“那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啊？”张宝回答：“大学生哪里有什么专业对不对口的问题啊？我们国家的大学没有设‘高级领导干部’这种专业吧，还不是从中产生了很多高级领导干部？所以，不管学的什么专业你都给我吧。其实实践是最好的学校，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可能比在大学里学得更多、进步更快……”从此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建设集团这支队伍。建设集团接受的大学生逐年增多，1988～1996年近10年里共接受大学生上千人。
进人的渠道畅通了，但是又遇到了很多基层单位不愿意接受大学生的难关。基层干部反对说：“我们要那么多大学生干什么？大学生眼高手低，来了不好好干活不说，更要命的是我一年接受10人，不到半年剩不下5人，其他跑掉了……” 张宝说：“你说这话错了。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掉多少钱你知道吗？上百万元！你一分钱没花就要来了10名大学生。如果最后能留下几名为单位工作，你就烧高香了。就算留下一个你都已经赚了，多留几个你赚得更多……”说得基层干部频频点头：是这么个理儿。
张宝认为，基层单位光是接受大学生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重用他们。那几年建设集团为接受大学生每年要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新来大学生欢迎会；另一次是培养大学生经验交流会。这两个会张宝工作再忙也一定要参加。他在会上反复强调：每个单位都要重视对大学生的培养、提拔工作。他说：“读过大学的人素质高，看得远，接受新事物快。你们要多给机会让他们受锻炼，成熟一个提拔一个。这么说吧，以后接替我这个总经理位置的人，一定是从这些大学生里产生，更不要说你们的那些位置了。让大学生领导我们的单位，会成绩更好，进步更快，大家的收入更高。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想得通。”
在建设集团领导的明确要求下，各单位都开始重点培养和提拔大学生，按照有关规定，本科生一年转正，就可以提拔为工程师。结果，又引起少数老职工的不满。他们说：“大学生进来干了一年，这家伙的工资就比我们高了。这对我们老同志太不公平了！”这些尖锐的意见反映给了张宝。张宝回答说：“你们回去找那些意见大的老职工开个座谈会。咱们别讲大道理，你就跟他讲一个道理：如果你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后，拿的工资超过你老子，你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那么到咱们这儿来工作的大学生，工作满一年后工资超过你了，你却不高兴。那么要问：你家的孩子是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人心比，同一理嘛。” 基层干部回去开了座谈会后，打电话给张宝说：“董事长，你说的道理真管用，我用这几句话反问老职工后，他们没话可说，服理了。”
在对待大学生问题上由于建设集团领导认识明确，措施有力，又有制度保障，所以大学生很快成长起来，成为这支队伍的技术骨干队伍，保证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当年集体转业改编成地方企业的十多个团级单位中，已经有几个公司的一二把手领导人不再是老战士了，而是新来的大学生。举几个其中的例子：
应宪是第一个当上董事长的大学生
应宪，浙江永康人。1970年出生。他高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给排水专业。199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深圳市建设集团公司。人事部经理宗德纯在阅读学生档案中，看到应宪表现很出色，他在大学入了党，是学生会干部，还被评为优秀的学生干部。宗德纯就将应宪留到集团机关工作。1998年，应宪被调入越众公司，从经营部经理干起，到副经理，2003年当经理。工作认真，做事踏实，一步一个脚印。
2004年，越众公司选拔新董事长。建设集团人事部门到越众公司考察，根据职工的推荐呼吁，建议总经理应宪为候选人，后任命为董事长。这在全建设集团中打破了在原军人中选候选人的惯例，第一次选拔了大学生当董事长。这一年他34岁，比原基建工程兵1982年最晚入伍的兵年轻10岁。
人物小传
宗德纯，山东泰安人。1941年3月出生。1960年3月入伍。部队撤销前为基建工程兵304团政治处主任。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历任市五建公司副书记、市建设集团人事部部长、工会主席、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等职。
黄海从大学生成为鹏城公司总经理
黄海，黑龙江牡丹江人。1970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建系。1995年大学本科毕业时恰逢深圳东部集团招聘，他进入了东部集团。先在机关工作几年，有了一定工作经验后，于2003年被提拔为市天地公司任副总经理。2012年，被提拔为东部集团公司总经理。2013年，调入鹏城任董事长。黄海一直注意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2002年在职报考香港理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5年又研读北大MBA金融业务专业2年。
谈到自己的顺利成长道路，他感慨地说：“我老家在农村。一个农村青年，能够考上哈工大这样优秀的大学，已经十分幸运；毕业后，能够来到深圳工作，又是我的福气；能够加入到原来基建工程兵的老队伍中，更是好运上加好运。我对自己的幸运命运很珍惜。因此，我爱岗敬业，常怀感恩之心。”在笔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许多老同志手把手教他的小故事后总结说：“军队传统是公司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老兵敬业、踏实、吃苦耐劳。我从老兵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干事。老兵们打下了鹏城公司今天的基业，我一定接好接力棒，把企业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