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求知成才路

文/段亚兵

战士文化技术素质比较低影响了竞争力

基建工程兵部队来到深圳一开始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在前文中做了一些分析，这篇文章中要谈另外一个原因：战士们的文化基础比较差，技术水平素质不高，造成了一些队伍施工能力不强、施工质量不好，从而在竞争中失利。

部队战士的文化技术素质为什么不高？是因为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兵员来自农村，与“城士兵”相比，“农村兵”文化程度比较低，很多战士没有出过远门，从小只懂地里的农家活，对工业技术摸不着头脑是很正常的。其实，这种缺陷是实行“兵役制”制度中天生就有的,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胎记。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策划成立基建工程兵，目的是要解决基建队伍老化、拖累大的问题，发挥军事组织年轻力壮、机动灵活、突击性强、敢打硬仗的优势；但是反过来说，每年都招新兵，兵源以农村青年为主，自然就出现文化技术素质比较低的问题。

1982年时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里的“迷你书屋”。书店虽然简陋，但能提供丰富的知识，深受青年人的欢迎。　杨洪祥/摄影

这样说，有的读者可能要问：按照你前面说的，基建工程兵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的许多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和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大部分项目做得不错。队伍还是那支队伍，农村兵也是同样的农村兵，为什么那个时候行，而来到深圳就不行了呢？难道怪深圳？

当然不是。这件事不赖深圳，问题出现在部队身上，具体说是由于部队调动的特殊方式造成的。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部队调到哪里去，连人带物一个不落，战斗力当然保持如常。但是，二万人调入深圳是在基建工程兵整个部队撤销的背景下进行的，部队不是整建制调入深圳的，这样就带来了问题。

首先，“自由选择去向”的政策造成了队伍结构的破坏。部队被撤销改编时，上级制定了“个人自由可以选择去向”的政策，某个部队调离原来的基地，干部战士可以选择跟着走，也可以选择留在原地（被调动的部队往往一分为二，新地方去一部分，原基地留一部分），还可以选择复员转业回老家去。这种政策实事求是、很人性化，得到了干部战士的拥护；但是这样做也带来了部队原来的生产力被分散、被肢解，甚至被破坏的结果。甘蔗没有两头甜，照顾个人的政策是以部队战斗力被削弱为代价的。

其次，工程任务发生变化影响了部队的施工能力。以调入深圳两个师的情况为例，冶金指挥部深圳指挥所所属的部队原来担负的是国家几个钢铁基地的建设任务；三十一支队改编于军委工程兵，擅长于建设大型的国防工程任务。干这些大型工程，负责工程指挥和技术指导的自然是专家级的领导，他们或者是原国家级建设施工公司的技术专家，是“工改兵干部”，例如马成礼；或者是从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大学生，例如王炬。技术研究和工程组织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专家们负责，战士们则是在高度专业化分工情况下负责某项具体的施工任务，土建工镐挖锹铲，钢筋工绑扎钢筋，混凝土浇灌混凝土等。由于是单项技术，干的活比较单一，就算是农村兵干上几个月就能掌握基本技能。但是到深圳后，施工对象不一样了。早期深圳建的房子多是写字楼和住宅楼，项目规模小、工艺却相对复杂，施工专业分工不细，需要掌握多种技能的工人，最好是泥水工、木工、电工……什么都会干，技术不精不要紧，反正建筑质量标准要求也不高。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原来的长项变成了短处。

1983年部队集体转业后，干部战士们积极参加深圳市第一次工人技术等级考试，取得不俗成绩。　周顺斌/摄影

再次，长期停工影响了新战士的培养。部队在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有新兵入伍，老兵带新兵，几个月初步可以上手。但是调入深圳的部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部队调动、安家、改编，几项大事干下来用去了几个月时间；部队变成企业后，本应该全身心投入施工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拿不到任务，又荒废了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时间。部队从来都是在实战中练兵，没活干，“老带新”式的技术培训也就谈不到了。因此，来到深圳的部队技术人才就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状态。

开展全员文化补习和技术培训工作

王世伦作为建设集团的首任董事长，对这支部队的弱点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基建工程兵部队中90%以上的人员来自偏僻山区和农村，文化程度不高。这个问题成为这支队伍在深圳站住脚、求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好，组织作风建设很扎实，正因为如此，深圳对这支队伍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这支队伍如果想在深圳站住脚、扎下根、快发展，必须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在这支队伍中开展好员工的文化技术培训工作、做好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这是对干部员工的前途负责、对这支队伍的命运负责、对深圳的未来负责。”

在王世伦的提议下，一段时间里集团公司对干部员工的培训教育工作狠下功夫。公司制定了系统的培训教育计划，安排不同等级、多种类型的培训班同时开班，中间还穿插进行一些专题讲座。要求干部职工每天完成工作任务后都要参加培训，不得请假。同时，全面开展岗位技术培训，提倡官教兵、兵教兵；请专家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解答职工们在施工中遇到的难题。王世伦后来评价这场技术培训活动时说：“我们像当年红军在延安开展大生产，组织了技术大练兵活动。当时最低的要求是砌墙面要平、线要直，配备专业器具对做好的活进行检测，不达标准坚决不给通过，推倒重来直到合格为止；技术方面高一些的要求是对关键技术水平要求精雕细琢，开展一些技术比赛活动，培养技术尖子。经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培训学习，干部战士的技术水平普遍提高。大练兵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文化技术学习方面市一建公司表现突出。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公司抓好对员工的文化、技术“双补”培训工作。一是摸清底数。经了解，公司需要补习初中以下文化课的人员893人，占总数的44%；技术等级三级以下的800人，占总数的35%。二是准备教材。当时的深圳书店又少又小，买不到足够的教材。公司派人到广州购买了语文、数学、物理、史地、化学等文化课教材2510本；购买电工、电焊工、木工、瓦工等技术课教材1600多套。三是分班教学。根据员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级，因材施教，不搞一锅煮。

如果生活无忧，再度回课堂上课，倒也算得上是一件美事。但是对于施工任务紧张、加班加点干活的员工来说，学习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为环境所逼、生活所迫的官兵们别无选择。部队初到深圳，出师不利，实实在在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感觉到了难以生存的威胁。所以，干部员工都自觉自愿参加培训、认真学习。那段时间里一到晚上，带着一天工作劳累的干部员工们，骑上自行车分头赶到各个班级补课学习。

建设集团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典礼。　杨洪祥/摄影

学习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文化课的学员们参加了由市劳动部门组织的统考，语文参考人544人，合格276人，合格率近一半；数学参考人335人，合格185人，合格率过半；其它科目参加考试94人，合格79人，合格率八成多。参加技术培训的员工们经市劳动局、供电局、公安交通大队等考试，有183名电工、70名电焊工和44名汽车驾驶员领到了证书。

在自办学习培训班的同时，一公司还选派了30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外出培训，考取了深圳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市干部专科专修科等；选送42名到外地学校和有关单位进行学习；77名员工参加了由市总工会与市建设集团联合举办的两年制高中班；35人参加了函授和夜校学习。通过长期多类型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整体素质，激发了员工的上进心和工作激情，增强了队伍的竞争力。

以上资料来自2013年深圳原基建工程兵部队开展修兵史时，特皓公司（部队时的1团、改编后的市一建公司）上报的材料，执笔人是公司副书记杨学书。笔者看这篇资料写得很细致，就问老杨：“材料写得这么细，当年这项工作是你抓的吗？”

他回答说：“我当时任办公室秘书。抓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公司的人事培训部门。但我对培训工作很了解。那时候每天晚上，干部工人们一下班简单吃点饭，就去公司的几个培训班去上学，那个画面至今清晰而深刻。所以，我能够写得比较细。”

笔者又问：“那你认为当年的培训效果好吗？”

老杨肯定地说：“那是当然的。虽然补习文化的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它产生的是一种滴水穿石、铁棒磨针的潜移默化作用。我们的战士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来到深圳这个竞争激烈的经济特区，能不能在深圳扎住根、待下去，心里没有数。经过大规模的文化培训后，战士们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增长了自信心。可以这么说，没有当年的文化补习，就没有公司后来的发展。”

人物小传

杨学书，贵州瓮安县人。1952年4月出生。1970年12月入伍分配到一支队4团。部队撤销前任1团13连政治指导员。1982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一建公司秘书。1999年9月提拔为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杨学书的话说得好。建设集团普遍开展的技术大练兵活动，是环境逼迫的产物，是部队应对挑战的对策。大家为保饭碗而努力，为增强竞争力而提高自己，为能够在深圳坚持下去而拼命。人是有惰性的，如果能够应付，很多人不愿意改变自己；无路可走时才会考虑变革，走入绝境时才奋起，置之死地而后生。

拜地方公司为师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对一支队伍来说，其实领导的作用更加重要，指挥者管理层的水平高低如何，决定了这支队伍在竞争中的成败得失。正因为如此，在抓好全员文化补习、技术培训的同时，集团公司更加强调要抓好各下属公司领导和管理层干部的业务培训工作。这方面市三建算是一个典型。三公司领导们很快就感觉到了改编后的企业与原部队的3个“不一样”：一是工程任务不一样。由原来主要承担的钢铁基地工业建设项目，变成了以城市办公、住宅楼为主的民用建筑项目。二是施工环境不一样。原来部队在北方工作，遇到的困难是怎样克服冬天寒冷的问题，而在南方深圳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在炎热环境里施工。三是经营管理方法不一样。一个公司在深圳市场经济环境里如何经营、管理，确实是一个新课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家对新情况不很明白，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很着急。

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没有别的办法。公司领导提出了“向地方公司学习”的口号，决定由时任副经理张宝带队，登门去找参加深圳建设的国家或者外省的大建筑公司，虚心向他们求教。但是没有想到受到了冷遇，有几个单位只是客客气气地请客人们喝一杯茶，讲话中哼哼哈哈敷衍一下，让来访者云里雾里听不懂，所有管理办法和制度文件材料都不给他们看。部队中出来的人这方面比较天真，原来在部队时兄弟单位之间赤诚相见。如果登门学习，不管是经验、教训大家都能直言相告，绝对不会藏着掖着；或者有难处求帮忙，也都热心相助，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然而没有想到地方人的心眼多。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流传着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能够在市场中竞争胜出，是因为我有别人不知道的技术秘诀；我把自己的看家本事教会了你，岂不是多了一个对手跟我争饭吃。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容易出现防备别人、以邻为壑的情况。知道了这个道理，大家受到冷遇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也并不能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都变成了自私的人，其实还是有愿意帮人的热心肠人。张宝一行人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这一天来到了省建四公司，见到了公司经理黄冬田。大家很快就感觉到了黄经理的热情和无私。他听张宝说明来意后直爽地回答：“我听说了你们的情况。说实话，市场经营管理对你们可能是盲区。就算我今天给你们讲一天也解决不了你们整个管理层、整个队伍的问题……” 听到这里，张宝的心一沉，以为又没戏了，但是再听下去才明白，按照黄经理的看法，作为一个施工企业，施工队长（相当于部队中的营长）、工长（相当于部队中的连长）这两级管理人员很关键。他最后热情地说：“这样吧，我帮你们培训人，重点是队长和工长……”

黄经理的建议出乎意外，大家大喜之中有几分感动。事情就这么确定了。很快黄经理就派来了专家型的干部给大家讲课。讲课老师又一次感动了大家。他一不收讲课费，说：“你们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二不要派车接送，说：“你们车太少，只有两部吉普车，就留着工地上用吧”；三不嫌在部队竹棚里讲课条件艰苦，还表扬说：“你们住得这样艰苦，为深圳做贡献不简单”。大家对老师的精神表示敬意，不再讲客气。

省建四公司派来的专家从施工技术管理、劳动力管理、财务管理、材料管理、预算决算等方方面面，深入细致毫无保留地给三公司的干部们讲了8课。这件事惊动了建设集团公司，王世伦总经理对三公司虚心向省建四公司求教的态度大加赞赏，向市委市政府机关管理局借用办公楼顶层会议室（这是当时深圳机关最大的会议室），将建设集团和所属所有施工企业的主要干部召集在一起，由黄冬田经理亲自讲了第九课。

光讲课还不算，黄经理还把所有的讲课教材全部送给了三公司。有了这份珍贵的教材，再加上部队来深圳后了解到的市政府有关部门关于施工管理的所有政策规定，编写出了一套企业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规范、细致、实用，让三公司的干部职工从此有了一套工作规程。王世伦总经理看到这个企业管理办法后，认为很好。后来，根据这套材料编写出了建设集团的公司管理办法，长时间沿用。

对各级干部的培训教育，让大家对省市政府有关政策和地方企业的管理制度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掌握这些业务知识，对部队能够迅速融入地方、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起到了很大作用。黄冬田总经理在部队起步的关键时候帮助了这支队伍，大家记住了他的名字。凡是帮过部队的人，二万人都感谢他。

书中自有成才路

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非常尊重读书人，极端重视教育。对于读书，据说宋真宗赵恒写过一篇《劝学文》，这样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也就是说，只要好好读书，金钱不缺，面包会有，也能娶到老婆。这种说法，十分实惠，不知道能不能百分之百地美梦成真？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认真读书学习是成才的唯一道路。深圳基建工程兵二万人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下面讲几个学习成才的故事。

梁光伟与高洪星不懈求知终成著名企业家。

这两位战友身上有许多巧合的地方：两人同龄、同年入伍，又同是浙江老乡。梁光伟入伍在一支队1团，到了东北鞍山冰天雪地的地方；而高洪星入伍在三十一支队302团，来到湖北襄樊鱼米之乡。基建工程兵撤销时，两人都到了深圳。更巧的是，对知识的追求让他们两人上了同一个夜校培训班。

人们说，早期的深圳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个是酒楼。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公司注册如雨后春笋，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包下酒楼举办开业仪式。在酒楼大门口，祝贺公司开张大吉的牌匾摆成长长一排，鞭炮噼啪声不断，舞狮、舞麒麟好不热闹；另一个是夜校。深圳实行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局面逼得大家重新学习、接受教育。深圳一夜之间出现了数不清的文化夜校和培训班。男女青年们白天在工厂、写字楼、工地上忙碌，晚上成群结队进入夜校学习。这是当年深圳街头最亮丽的风景线。

市领导对“求知热”十分支持。1984年，深圳市委组织部制订了一项干部进修计划，在全市选择一批青年人报考大学深造。为此，市教育局举办为期一年的高考补习班，课堂设在深圳中学。建设集团的青年们积极报名参加。在其中的一个班上，同为浙江老乡的梁光伟、高洪星两人会面认识了。梁光伟任班长。他们两人在班里学习都很认真，白天要参加繁忙的施工；晚上胡乱吃几口饭就骑上自行车直奔课堂。下课后赶回营房，经常熬夜做作业。虽然边工作边学习十分辛苦，但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长达一年的紧张复习后参加高考，全班60多个学员中只有10人考上大学。其中包括梁光伟和高洪星，双双被深圳大学录取。但是两人学习的专业不同。

梁光伟报读的是深圳大学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专业；高洪星开始读的是会计专业，后来经过申请改为国际金融专业。两人上学的方式也不一样。梁光伟上的是“半工半读班”，有课时上课，不上课时上班；高洪星上的是脱产班。梁光伟高兴地对高洪星说：“祝贺你比我好，你住在大学围墙里边，我只能在外边……”高洪星说：“墙内墙外，花开都香。我们都在攻克知识高山。” 谁也不会想到，两人求知学习的选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梁光伟上学3年毕业后，正好遇到深圳华强电子集团公司来一公司招人。由于他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知识，就被录取了。在华强公司里他继续求学，先是攻读武汉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后又继续攻读武汉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随着知识的积累他的职务不断提升，最后成为华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

高洪星上学4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年轻的金融专才，恰好遇到组建深圳发展银行的机会。发展银行的前身是深圳的农村信用社，被选中进行全国首家股份制改革试点，筹办城市商业银行。求贤若渴的发展银行到学校挑选人才，高洪星被选中调入深发展。来到银行，高洪星求学的脚步没有停止，先是1988年考入深圳大学联合浙江大学举办的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考入浙江大学，脱产一年攻读管理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人物小传

  高洪星，浙江衢州市人。1963年9月出生。1980年1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302团。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市政工程公司工作。1987年7 月调入深圳发展银行工作，历任团委书记、信贷科长、支行行长等职务。1995年9月调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信贷处处长。1998年1月调任珠海分行行长。 2003年2 月创立华林证券有限公司并出任总裁。2008年12月创立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并担任董事局主席。

廖育辉自费上学成专家。

廖育辉出生于广东揭阳一个农民家庭，入伍时中学文化。他认准了英国科学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一有上学的机会就紧紧抓住不放过。他1978年入伍来到基建工程兵22支队208团。先后在连队和团部做了一年多的文书工作。第二年运气不错有机会上学考上了重庆基建工程兵第一技术学校工民建专业。上大学3年毕业后，调入19团来到深圳。

1983年19团改编为市三建公司。深圳浓厚的社会学习氛围，又让他心里痒痒了，向领导提出想脱产上学。公司领导同意了，但学费自理。这与别的单位做法不同。当时原基建工程兵各单位的多数领导，一般很支持青年人上学和参加培训，将此看成是培养人才的智力投资，费用由单位承担。但是三公司当时经营情况比较差、经费紧张，单位难以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于渴望上学的廖育辉来说，领导同意自己去上学就算是支持了，读书为丰富人生，上学为提高自己。求知即收获，自费也划算。

廖育辉考上了深圳大学。为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这次选读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两年毕业后，他寻找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登门市政府机关自我推荐。市房管局的领导很喜欢这个喜欢学习、积极上进的年轻人，接受了他。后来又推荐他调入市房改办。该部门负责全市的房改制度的研究和制定，知识的宽度和深度都比较好的人才才有可能胜任。领导们认为廖育辉能够胜任工作，推荐和选择了他。后来的事实证明，领导知人善任，给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岗位，让他充分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

读书，为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大门；求知，为他们的理想插上了高飞的双翅。这里笔者先讲述几位求学者的经历，欲知他们创业的故事且等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