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旱鸭子游泳

文/段亚兵

 

1983年9月15日，部队集体转业成为地方的建筑施工队伍了。以前的官兵、现在的职工，感觉自己从此成为深圳人了。既然是深圳人，建设城市就是建设自己的家园。因此，大家更加热爱这座城市，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

 

队伍全面陷入困境。

然而，现实中出现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这支市属的队伍竟然拿不到施工任务，大面积出现了停工、窝工现象。这就好像是一架动力十足的机器，轰隆隆地在那里空转，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时间久了机器本身会出现问题。

吴启泰、段亚兵1986年发表于《特区文学》第五期上的《深圳，二万人的苦痛与尊严》报告文学中记录了一件事情：

 

八五年十一月某天夜晚，地处红荔路西端的华新小区因临时停电陷入一片混乱。这片深圳唯一没有绿化的宿舍区，光秃秃的红土上兀立着八、九幢七层宿舍楼。楼房之间，挤满铁皮仓库、工棚和自行车棚等各种临时建筑物。与这些低矮、丑陋、杂乱无章的怪物为伍的高楼，对比之下更显堂皇。这些三、五人之家居住的舒适套房里却挤满了十几个、甚至廿几个居民。客厅被木板隔成住房，厨房水池上架上床板，狭长的过道也被特制的双层铁架床充分利用。就在这些鸽子笼似的宿合里，聚集着市建设(集团)公司六千多名单身职工。……黑暗中，不知谁首先怪叫一声，或是几个人同时叫的。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就在那声粗野的嚷叫之后，人们涌向阳台、窗口，爬上楼顶，几乎不约而同暴发一片狂叫，从上面扔下酒瓶、砖块、罐头壳、垃圾等各种杂物。匍匐在高楼脚下的各种建筑物铁皮顶棚，在雨点般密集的撞击下，顶裂翻塌，发生叮当震耳的巨响。这片巨响和上千人歇斯底里的疯吼，夹着令人心颤的怪笑、尖冽的口哨和沉重的撞击，在漆黑的楼群中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的喧嚣……他们在等待着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由头来喧泄。”（转引自段亚兵著《深圳拓荒人——基建工程兵创业纪实》18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这件有点怪异的事情，按照广东人的说法是“无厘头”，其实倒也算不上产生了什么很大影响的事情。这只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长时间没活干、有力使不出，又没有收入、老是饥肠辘辘，做出这种举动应该算是他们苦闷心理的正常反应。

这支队伍到深圳的前几年发展很不顺利。施工队找不到活干，战士们没有事情干，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是会憋出病来的呀；更让人闹心的是，拿不到工资钱包越来越瘪。华新村那天晚上因停电引发的骚乱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市二建改编前是16团，施工力量很强，承建的工程项目质量全优，因此被基建工程兵兵种授予“全优团”称号。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也陷入困难之中。公司两千多名职工，长时间没有活干，自然也就没有收入。员工工资降到了100多元，还是很难按时发放；单位欠了员工多年的探亲期间工资，甚至连探亲路费都无钱报销。许多人感觉公司到了山穷水尽、无法生存的地步。

302团的战士埋下了深圳特区最早的地下排水管道　杨洪祥/摄影

一些单位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职工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各个单位开始采用各种办法应对。有的施工队发了一些生活补贴费后，让职工们回老家待命。有一些干部职工对深圳的前途感到绝望，干脆说声拜拜回老家去了。天健集团总经理郭宽成回忆说：“我们部队从黑龙江共来了50人，最困难的时候49人离开队伍回去自谋生路了，深圳只剩下我一个人。”市建工集团董事长张海跃回忆说：“当时在深圳真难啊，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营里的几位干部都走了。我也想过走，但是把战友们丢在困难中，自己一个人走不好意思，总算坚持下来了……”

 

人物小传

郭宽成，山东荣城县人。1957年1月出生。1977年1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302团任正排职预算员。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市政工程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理、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

 

张海跃，山西太原阳曲县人。1949年4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部队撤销前为基建工程兵三十一支队304团副营长。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先后任市五建公司任党委书记、市长城地产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市建工集团董事长等职。

 

许多单位开始只给每位职工发150元钱的基本工资，后来甚至减少到几十元钱。这样少的工资，是没有办法养活一家人的。于是职工们开始到处寻找打零工的机会以图自救。有人到火葬厂当临时工，有人到酒楼去洗碗，有人清理臭水沟，有人去修厕所……连有些农民工都不愿意干的零杂活都被战士们承揽了过来。有个战士的话说得很实在：“没有活干心发慌，有活干才感到踏实”。家属们安排生活时尽量节省，许多家庭把每天的三餐饭改成两餐。一些家属早晨三四点钟就到蔬菜批发市场去捡菜叶，这时的蔬菜市场正在进货，去晚了就捡不到了。

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战场才摆开，需要干的活太多了；然而，深圳从基建工程兵部队中接下二万人的一支队伍，却没有施工任务给他们干。事情很难理解吧？

佛家说，凡事有因必有果。一件事情出现了，必然有产生的理由。就部队来到深圳而没活干这个事实，分析一下大概有以下一些原因。

 

压缩基建规模锅里饭少了

进入深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运气不好。1983一年里，主要工作是部队调动和进行整编。等这些工作完成、应该开始干活了，却遇到了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巨变、全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局面。深圳压缩的力度尤其大，在建项目下马，银行停止贷款，市建几个公司已经拿到手的项目，停工的停工，断粮的断粮，有的干脆取消了。这正是屋漏偏逢连天雨 行船又遇顶头风。官兵们的运气岂止不好，简直坏到了极点。

关于深圳压缩基建规模的来龙去脉，在谷牧的回忆录里说的很清楚。1985年12月25日，谷牧受国务院的委托，在深圳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谷牧分析形势时认为，1984年全国扩大开放、加快了发展步伐。可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长了，摊子铺得大了。深圳的情况尤其严重。谷牧批评深圳说：“市领导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铺摊子、扩大基建规模上。” 他要求深圳，在压缩基建规模问题上，“非得有‘壮士断臂’的精神才行。” 深圳市的领导接受了批评，“果断地从基建计划中削去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51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了30%。”

笔者有一次采访李灏同志，他也谈到了深圳那段历史。李灏是1985年8月12日就任深圳市市长的。他说，深圳初创时期，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建规模太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等方面。深圳每年的基建投资都翻一番，开工建设的旅馆饭店的床位与香港相当。他说：“我来深圳的第一件事便是执行中央和广东省的指示，进行大调整，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当年深圳的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基建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谷牧和李灏说的具体数字略有不同，但大的事实没有出入。这件事对刚来初到、扎根未稳的基建工程兵部队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好比原计划煮一大锅饭，后来情况变化将锅里的大米去掉了多一半，只剩下小半锅；锅里没饭了，部队碗里能分到几口饭呢？

 

不规范市场的陷阱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国家交给的任务之一就是试行市场经济（开始叫商品经济）管理制度。市场经济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不干活或者没有活干，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这个事实说起来比较残酷，但是实行市场经济自然的逻辑就是这样。

深圳是全国最早在工程项目上实行招投标的城市，改变了原来那种靠行政权力分配工程项目的做法。既然是改革，就要改变旧规矩，实行新办法。因此，政府对来自全国的施工队伍公平对待，一律通过招投标分配任务，就是市属自己的队伍也不直接分配任务。这样就逼着市属基建队伍也要自己在市场上去找活干。

市场经济制度是主张公平竞争的制度，其规则认法不认人，对所有的竞争者一视同仁。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其结果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这样讲求合理的制度不能说有错。但问题是，深圳开始进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许多事情都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建立的新制度，实行的新办法，难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许多漏洞可钻。在这种情况，许多“包工头”长袖善舞，如鱼得水。他们用“饮茶费”，引诱项目的掌管者；用“糖衣炮弹”攻击人性的弱点，几乎百发百中，从不失手。因此，一段时间里、相当范围内，深圳的很多工程项目都落到了包工头的手里。只要拿到了任务，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接下来，他们或者拉起来一支农民工队伍自己干，当时广东各地农村里有大量这样的队伍。许多包工头搞施工，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克扣工钱”等办法，自己赚了很多钱，却给早期的深圳留下了一批质量很差的建筑物；或者，包工头自己懒得做，把工程项目直接转手给别人做。要拿到这样的二手工程，需要付出不低的“转包费”、“好处费”等。而且，现金交易，中间费用是不能入账的。当时的部队，由于长期拿不到任务，也打算放下身段，从包工头手里转包拿到一些“二手工程”。但是不行，部队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是一道迈不过去坎，这样的“二手”工程项目也拿不到。

挖山开路、遇水搭桥。施工者是302团的战士们　杨洪祥/摄影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他们挖空心思钻法律政策的空子，靠不正当手段拿到订单。从深圳试验的经验看，特区建立初期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招投标方式，实际上比原来的计划分配方式造成了更多的不公平。这也许就是佛家说的：佛经是真经，可惜歪嘴和尚念歪了。

直到今天，李金忠谈到当年与包工头谈判拿项目的经过，还是气得满脸通红。1985年，李金忠任市五建公司经理。这位曾经的英雄团团长，一年多来找项目几乎跑断了腿，到处求人陪笑脸说好话。有一次，好不容易谈下来一个1500万元的大工程，可把他高兴坏了。李金忠赶紧拿出合同准备签字。这时包工头冷不防问道：“3个点的茶水费准备好了吗？”他知道对方说的是3%的回扣费，这可是一笔45万元的巨款！按照李金忠以往的火爆脾气早就炸了，但是想着职工们没活干、没有工资发、饿肚子的困境，他咬咬牙说：“行。发票带来了吗？”一听说要发票，包工头愣了一下，不再谈下去了，卷起图纸拍拍屁股走人了。李金忠终于忍不住骂出声来：“王八蛋！这不是明摆着索要贿赂吗？我一名堂堂的军人能搞这种见不得人的违法事情吗？深圳不把这些吸血鬼清除掉，怎么能够建设好经济特区啊！”

 

打铁者自身要够硬

俗话说，打铁还得本身硬。基建工程兵来到深圳出师不利，与自身的缺点也有关系。由于部队撤销，一些部队并不是整编制调动，而是凑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战斗力必然受到影响。具体就进入深圳的部队而言，情况不完全一样，像1团等这样的队伍施工力量很强，但也有一些队伍比较差。特别是一些部队有比较多的新兵，几年里没有机会跟着老兵学习，完全没有施工经验、不掌握专业技术，说他们干活不如民工队并不是夸张之词。

市四建公司相比之下施工力量最弱，发展的道路最曲折，值得具体分析一番。市四建是由303团改编的，属于三十一支队。

2016年年初，为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50周年，由深圳市拓荒史研究会策划制作一部反映深圳二万人基建工程兵的电视专题片。在采访三十一支队的老政委刘更申时，他对着镜头夸奖部队说：“302团来自广西泉州，特点像水，水不停地流动，形态多样，因此这支队伍比较灵活，遇事有点子，经营有办法；304团是从青海高山上下来的，特点像山，坚强勇敢，敢打硬仗能吃苦，困难面前不认输……”

听老政委这样说，朱明亮有点坐不住了，他是承担采访摄制任务的市越众影视公司摄制组经理。越众影视是越众集团的下属公司。而越众公司的前身就是市四建，再前身是303团。朱明亮虽然没有当过兵，是后来分配到公司的大学生。但是作为公司中的一员，对老政委只表扬兄弟团而不提303团心情有点复杂。他忍不住问：“老政委，你说302像水，304像山，那你觉得303怎么样，像什么呀？”

刘更申闻言愣了一下说：“我忘了你们越众影视是从303团出来的。”他嘿嘿一笑继续说：“来到深圳吃苦最多的是303团……原因嘛，比较复杂，主要原因应该在领导身上。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嘛。303团的领导班子长期不健全，这个不怪团领导，责任在支队领导身上……” 

不知道小朱能不能完全理解刘政委这段话的含义，但笔者知道他说得是什么意思。刘更申在为兵史写的一篇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303团4年更换了3任团长，一个个团长椅子没有坐热便被调走了，谁也干不长。令人费解的是有个团长干了不到一年便单独外派去大连修干休所了，既不选人接班，又不派人代职，团长这一重要职位竟然空了两年多，使该团的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刘更申《忆31支队的历史轨迹》，《转战南北扎根深圳》015页）

303团干得不好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例如，303团集体转业前技术骨干队伍流失了。该团老政委姚俊峰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在303团时想尽办法聚集了600名志愿兵，这些人都是技术骨干。但是，部队调往深圳时，由于大家不看好深圳，600人中调走了500人，只留下100人来到深圳。为此，我批评了军务股的负责人，质问他：‘你搞什么？我辛辛苦苦5年才凑了600个宝贝，你一下放走这么多，往下怎么干？’303团改编成四公司后一段时间里施工任务上不去，与技术骨干的大量流失有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打散了队伍原来的结构。部队改编为建筑公司后，在研究如何管理这支队伍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不幸的是其中很多是馊主意，更不幸的是303团给这些馊主意害死了。有一次，一位地方出身的领导来到公司调研，他将部队与民工队做一番比较后说：“民工队规模小，经营管理灵活，船小好调头。反正现在也接不到什么大工程，干脆把四公司分成几个小公司试一试……” 在这位领导的主张下，市四建公司一分为四，除了公司本部外，又分出了南洋、黎明、曙光3个公司。

公司化整为零后效果更差。本来就不多的技术骨干被分散后更加不配套，结果施工力量基本上被破坏了。有一次南洋公司好不容易找到一项建牛棚的施工任务。说是“牛棚”，其实不是一般的农家小牛棚，而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外贸家畜转运站。当时的深圳是为香港供应鲜活农副产品的转运基地。南方几个省的外贸局都在深圳建有各种转运站，将牛羊猪家畜和各类家禽等运到深圳，进行检疫、优选达到标准后才出口到香港。南洋公司承建的就是这样一个“外贸大牛棚”，是求爷爷告奶奶、向甲方说了一大堆好话后争取来的一个小项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项目竟然搞砸了，工程还没有完工房顶塌了下来。这个项目的失败给建设集团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人们开始怀疑这支“娃娃兵部队”到底会不会干活、有没有施工能力？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看，303团在深圳“吃了很多苦”，应该要从自身找原因。从班子到技术骨干，再到整个队伍，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这支队伍不会干活，干不了活，任务拿不下，山头攻不上去。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303团施工能力极低，完全没有办法在市场竞争中竞争。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需要重建队伍、提高施工能力的艰巨道路。

 

不呛几口水学不会游泳

上文中分析了进入深圳的二万人部队，队伍状况有好有坏，施工能力有强有弱。如果说，比较差的队伍干不好活、拿不到任务，算是一种无可奈何情况的话；但是，实际上情况严重得多，部队中大多数有实力、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却也拿不到任务，大面积陷入了困境。这就应该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部队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变。部队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佼佼者。部队以前主要承担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和国防工程项目，承建的项目事无巨细都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实施。而部队内部的管理方式则是一种“令行禁止”的指挥管理方式，不管是大项目还是小任务，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傻傻干”。上级让干什么，下级就干好什么，不用太多地考虑成本核算、利润率等经营效果问题。这是一种集中度更高的“命令经济”模式。

现在部队来到了深圳，这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必须在各个方面先行先试，不可避免会承担一些试错任务。部队改编为地方施工队伍后，由计划分配施工项目的做法改变了，政府不再管分配施工的事情。

市领导这样想、这样做，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一是深圳既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用市场配置各种资源，政府就要转变职能、改变角色，只当裁判员不再当运动员。就算是政府直接投资的各种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也放在市场中用招投标的竞争方式选择施工队伍。二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办事。招投标要一碗水端平，不能有亲有疏，对市属自己的队伍也不能偏心。于是，深圳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照顾自己施工队伍的城市。三是政府就是想狠下心把部队逼到市场经济的海水里去，让他们尽快地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这一番大道理在干部战士们看来却有点讲不通。这支部队几十年里都在计划经济环境里工作，对此习惯成自然，好像天生就是如此；一下子转到市场经济环境中，这个转变太大了，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再加上像二万人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彻底地转变需要时间。船大难掉头，转弯转得太急容易翻船。但是，规矩说变就变了，官兵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政府没有采取一点过渡的措施。于是，部队上下全都懵了，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好可怜的一大群人啊！

这里要讲一个小故事。304团刚进入深圳时承接了雅苑宾馆的挖土方任务。该项目的投资方是一位香港老板。香港老板要求赶工期，在十天内完成。部队拉上去两个连队，干部战士手挖肩挑5天完工。香港老板又惊又喜，送上了奖金1万元港币。连队干部没听说过提前完工会给奖金这样的事，不敢收钱。香港老板诚心诚意要给奖金，为此找到了李金忠团长。李团长说：“我们来深圳是为给特区建设做贡献的，只要你满意我们干的活就行了，给奖金干什么？”在第二章里也曾经讲过另一个小故事。当深圳暴雨成灾、罗湖老城区被淹时，1团的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吊起了穿隆桥锈蚀的水闸门让积水退去。附近的居民们主动送来早餐表示感谢。可是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动手，最后还是马成礼带头吃早餐。相比起来，马成礼的思想比李金忠要活一点；但是战士们是严格遵守军队纪律的。

两个故事说的都是小事，但是反映出的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大事。对干部战士来说，从军队来到地方，从军人变成居民，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是相比之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更是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新事物需要学习，新环境需要适应，新观念需要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脑子比较灵活、观念转变比较快的人，能够迅速学会市场经济的规则（有显规则也有潜规则），能够拿到项目，摆脱被动；脑子转弯比较慢、喜欢认死理的人，就很难适应新情况，难以改变被动局面。

记得多年以前，我曾经与一些战友探讨过部队刚来深圳时受苦遭罪的原因。有一位战友说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这样说的：“深圳把这样一支部队要过来了，让他变成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又不管他，把他扔到大海里，说是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但领导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支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部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大家根本不明白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像是一群旱鸭子。领导说看你们是鸭子，就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去游泳吧。结果，这些根本不会游水的旱鸭子们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淹了个半死……”

是市领导“让这支部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说的对呢？还是这位战友“不应该把旱鸭子丢在水里不管”说的对？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想明白。

 

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部队

当部队到了处境非常困难、感觉有些活不下去的时候，开始找市领导寻求帮助。虽然有人将市场经济的内涵概括成“要找市场，不找市长”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但是，人民解放军自建军开始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纪律，其首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于按照这样的军队文化塑造出来的军人来说，当走向市场的步子实在迈不动时，当然还是要回过头来找市长。

这一天，李金忠来到市委大院，找到了梁湘书记。他十分艰难地对梁湘说：“梁书记啊，咱们的部队现在实在太困难了。没有活干，没有饭吃，没有出路……书记，我愿意给你立下军令状。假如给了任务我完成不了、干不好，那是我们无能；可是现在是没有活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程，有人还要搞名堂，不搞交易就拿不到工程。对这种情况我们实在难以接受……”。梁湘听了李金忠的话后感到震惊。

反映情况的当然不止李金忠一人。部队通过各级组织系统，将实际情况反映给了市领导。当时王炬已调任市政府基建办主任。一方面他积极向市主要领导汇报部队的困难；另一方面尽力安抚部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一些灵活措施，帮助各公司拿到了一些任务。部队的老同志们至今记着他对部队的好。

正在此时，吴启泰与段亚兵合写的报告文学《深圳，二万人的苦痛与尊严》也发表了，震动了社会，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可能就是通过这几个渠道，基建工程兵部队陷入困境的真相终于被社会所知。

据梁湘当年的一位秘书回忆说，梁湘同志了解了部队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后发了火，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帮助这支队伍解决问题？明确要求有关领导和部门在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原则下，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帮助部队渡过难关。

市政府领导决定从市财政投资的公共设施项目中拿出一部分工程，由过去的“全部招标”变成“部分议标”，对市属施工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一些倾斜政策。努力做到让所有的市属建筑公司有活干，让转业后的干部战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段时间后，政府的帮扶措施的效果显现出来，部队拿到了一些施工项目，有活干了。市领导的积极表态，重新燃起了干部战士们坚持下去的希望。大家更积极的找任务、找出路。基建工程兵部队开始慢慢渡过危机，走出了困境。

回顾历史大家一致认为，1983年到1986年是部队初到深圳后遇到的“三年困难时期”。这3年里吃到的苦头、经历的磨难，让大家终生难忘。然而苦痛之中有快乐，快乐是克服艰难进入了顺境；穷困之中有惊喜，惊喜是竟然从观念上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苦痛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效率的机制，但同时也是激烈竞争的模式。这种竞争是残酷的、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可讲的。实行市场经济，真的就像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扔进了大海里，要想生存必须学会游泳。就算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从没有下过水，也必须要学会游泳，否则就会呛水，被海水淹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

    

作者思考之六

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么难？

深圳经济特区创建伊始，立志当好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一开始就实行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所有的政府基建项目都拿出来放到市场上招投标，不管是市属队伍，还是外来的队伍，一律一视同仁。

基建工程兵部队进入深圳，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中，出现了极不适应的情况。虽然，这支队伍年轻力壮，技术力量比较高，装备也不差；但是，上门求人拉不下脸面，对招投标的规则（包括潜规则）不熟悉，怎样操作完全摸不着头脑。因此很长时间里拿不到施工任务，陷入了困境。

后来市委市政府领导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将一部分政府基建项目由投标变成了议标。其实，议标也不见得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只是在策略上退了一步而已。这样，部队就拿到了一些项目。有田耕才能显出垦荒牛的忠厚，有猎物才能显出猛虎的威风。有了任务一干起来，部队的优势就发挥出来， 频频传来报捷。这样就创出了品牌，打开了市场的路子。但是，这是用几年的时间、用二万人的苦痛换来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么难呢？

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管理是采用计划的办法，还是采用市场的办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里有一些陈腐的观点，例如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等。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上台后推行新自由经济政策，将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而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情况下，罗斯福实行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让美国的经济很快复兴。

还可以从俄罗斯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所走的不同路子思考这个问题。俄罗斯的改革，听从了美国学者“休克疗法”的设计，推行激进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措施，结果让俄罗斯国家经济经受了极大的损害，好多年缓不过劲儿来。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长时间的双轨制等做法：原来的计划经济这一块暂时稳住不动，另外实行创办深圳经济特区等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新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原有的计划经济盘子慢慢变小，最后整个国家经济平稳地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做法看似保守，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以上的例子说明，改革有一步到位的激进做法，也有逐步推进的稳妥做法。这不涉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样的原则性问题，而是策略上的不同做法。以此说明深圳市政府在引导基建工程兵部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没有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做法，而是采用进两步退一步的过渡办法，效果是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给了部队转变观念、熟悉市场经济新知识、改革队伍本身的管理体制等学习的时间和缓冲的机会，才让这支队伍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土壤里扎下了根，没有荒芜；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没有溺毙；没有造成更大的、更长时间的痛苦。终于让这支队伍在苦痛与教训中，受到了洗礼，增长了见识和才干，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