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鹏城的欢迎（连载）

文/段亚兵

　　需求是最好的机会。

　　深圳连升三级成为副省级城市，鹏城急需要建设队伍。这就给基建工程兵造成了参加经济特区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反过来，基建工程兵面临撤销，也给了深圳选择国家级队伍的良机。两家一拍即合，共谋大计。

　　鹏城的机遇

　　从1979年到1981年不到两年时间里，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级别由县级升为地区级；接着再升为副省级。两年时间别连升三级，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从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中央、广东省委极其重视深圳，不仅让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鼓励开拓创新，允许先行先试，在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

　1984年，深圳的人民南路商业老街开始繁华　郑东升/摄影

　　这一段时间里，深圳市的领导班子变化比较频繁。1980年6月，原广东省委书记、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张勋甫任市委常委书记，秦文俊、黄施民、方苞、罗昌仁任市委书记；贾华任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司马鲁任市委常委，舒成友任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励松任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舒成友在后来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由原来的县级市，升格为地区级市。

　　1981年3月6日，广东省委任命梁湘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随后又决定：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由梁湘、周鼎、周溪舞、方苞、罗昌仁、刘波、林江7人组成。邹尔康任市委秘书长。深圳市人民政府由梁湘任市长，周鼎、周溪舞、罗昌仁任副市长，甄锡培任秘书长。（资料来源：深圳博物馆编《深圳特区史》29页）

　　这时候的深圳，论发展的可能性，好像是一张白纸，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描绘多彩绚丽的图画。论现实性，深圳又像是一张初步完成设计的图纸，要想将其变成真的建筑物，需要靠大量的能工巧匠，用无数的钢铁、水泥、砖瓦将其建起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人就不难。深圳的问题是新城市百废待兴，既缺钱缺物、更缺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精灵，是天地中最宝贵的因素。没有人，什么都谈不到；有了人，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成立的深圳领导班子将移民和招聘人才排为首要工作。领导们的想法当然是对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要想做事，先要有人；要想做大事，先要聚人气。

　　梁湘是相千里马的伯乐

　　梁湘来到深圳，甩开膀子大干，大刀阔斧抓基本建设。但是他感觉手中缺人缺队伍。正好此时传来了中国要裁军一百万、基建工程兵兵种要被撤销的消息。梁湘从中看到了机会。

　　1982年春节刚过，梁湘派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带着他的一份亲笔信，去北京见兵种主任李人林。他知道舒成友曾经是李人林的部下，在新四军时一起战斗工作过。梁湘在信中介绍了深圳的情况，想请李主任推荐一支战斗力强的施工队伍，承担起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重担。

　　舒成友火速出发。在北京与老领导李人林整整谈了两天半。回到深圳后舒成友详细向梁湘汇报了情况。梁湘让他谈谈对调入部队这件事的看法。

　1989年时的深圳东门老街　郑东升/摄影

　　舒成友回答说：“调基建工程兵来深圳，我是赞成的。理由有3点：首先，特区建设需要这样一支建设力量。我们宝安县有一个建筑公司，原有职工500多人，逃港潮发生后，只剩下不到300人。而跑到香港去的都是年轻技术好的，剩下老弱病残干不了什么工程。第二，现在中央直属和外省的一些基建队伍开始进入深圳，但他们是‘飞鸽牌’、不是‘永久牌’的。有钱赚会待在这里，没钱赚立马走人。深圳需要一支自己的队伍。第三，基建工程兵既有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又懂基建技术，1团就是一个例子。这支部队确实是一支年轻能干的好队伍。”

　　梁湘说：“你想的不错。”他犹豫一下说：“可是，我们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

　　舒成友小心地说：“我也听说了。好像省建委的领导们不太同意，他们说广东的基建队伍不算少，而基建项目有限。米饭本来就不多，又要多来几个人分着吃，结果谁也吃不饱。还有人说，深圳刚刚成立经济特区，自己还是个一两岁的小孩，一下子接收两万工程兵，这副重担子能挑得起吗？”

　　梁湘笑笑说：“你消息挺灵通。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太保守。中央决定在深圳兴办经济特区，不是要建成一个一般的城市，而是要有大气魄，摆开大战场，开创新局面，建立新伟业。建设深圳不能小家子气，需要千军万马，仅靠省里的几支队伍是远远不够的。”

　　一看受到了鼓励，舒成友继续说下去：“还有人担心：深圳离港澳这么近，一下子调进几万名解放军战士，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梁湘肯定地说：“香港人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过敏。1团在这里不是干了两年多吗？哪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有好影响啊。”

　　舒成友恳切地说：“李主任特别让我给你带句话：兵种将给我们深圳派来的队伍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不光兵是精兵，还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这支队伍拥有各类技术干部1088人，设备总值5161万元，机械设备77818匹马力，固定资产原值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这些财产无偿地带到深圳。当时，兵种副参谋长徐馨来也在场，他跟我说：‘这是李司令员养的一个闺女，养了18年。现在长得漂亮活泼聪明伶俐，要出嫁了。随部队带来的财产是李司令员给闺女的嫁妆。这么好的一门亲事，你们深圳还不想要？’”

　　梁湘听后高兴地搓搓手，笑着说：“说得有道理呀！应该说，这正是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于是，梁湘拿定了主意。在几天后的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后，梁湘拍了板：“接！”

　　有了梁湘热情欢迎的态度，基建工程兵的领导当然更加积极。5月，徐馨来副参谋长带领廖成林参谋等一行人来到深圳。这一天，他们来到新完工的市委大楼，在2楼中的会议室开会商谈。市委领导对这次会见极其重视。除了市委副书记周鼎、常委秘书长邹尔康、副市长罗昌仁等3位市领导外，还有市建委副主任王世伦、丁学保等参会。双方谈得非常好。周鼎传达了梁湘的话语：“我们非常欢迎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改编为深圳市的建筑队伍。部队能来多少，我们就接收多少。”

　　虽然市领导表示多多益善，但是能够调入深圳的部队其实不多。当时基建工程兵分布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部队在当地已经驻扎了好多年，家庭拖累大，调防不容易；加上人们不太了解深圳，让大家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新的地方从头开始，还是有相当难度的。经过双方讨论，最后商量了一个比较现实的数字：选派2万名官兵的部队，带上精良的装备，开赴深圳参加特区建设。

　　徐馨来回北京后向兵种领导汇报了深圳的热情态度。李人林主任非常高兴，他说：“深圳是国家最大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是个干大事业的地方。我们要选派最好的部队去，绝不能凑和。”廖成林主笔起草了兵种领导与深圳市领导商谈情况的汇报和请示，以兵种名义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8月，兵种又组织了准备要调动的各部队领导40多人，由徐馨来和廖成林带队到深圳商量部队调动的各项具体事情。市委书记梁湘在深圳当时最好的新园招待所为先遣组接风，讲话表示欢迎部队落户深圳。梁湘热情洋溢的态度让大家深受鼓舞。

　　在后来的实地考察和商谈中，确定了各部队调防的时间和安家地点等。徐馨来最后代表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部队干部和志愿兵等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农村，深圳能不能帮助解决这些家属的城市户口？这是一个关系到队伍稳定的大问题。市委市政府领导真心帮助部队解决困难，最后确定接收安置6000户家属。其中的一部分可以随部队一起进入深圳落下户口；其余部分分批次、分年限解决。

　　在这次先遣队伍中，包括有一个3人写作小组，组长是当时兵种的大笔杆子李训舟，笔者也是成员之一。经过半个月的调研，我们起草了2万字的动员部队调入深圳的宣讲提纲。后来部队进行调防前的动员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宣讲提纲。

　　李人林主任关于闺女出嫁的比喻非常生动。郎有情，妹有意；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一桩美好的婚姻谈成了。这样就把一支年轻力壮的部队，与新创办的深圳经济特区变成了一家人，一起成长，共同发展，最终创造出了中国一个最有活力的城市茁壮成长的奇迹。

　1985年市三建公司总结表彰动员大会在露天场地举行。建设集团总经理王世伦坐在中间旌旗后面　鹏城集团公司/供图

　　王世伦是接收部队的促进者

　　对选调二万基建工程兵进深圳，王世伦是最早的建议人和决策人之一。

　　人物小传

　　王世伦，河北易县人。1927年11月出生。1944年参加革命。1966年1月转业到广东省建筑公司任党委副书记。1967年8月任省建筑工程公司革委会主任。1976年任广东省建工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4月，深圳市建委撤销、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公司，任该公司第一副经理（主持工作）。1984年8月6日成立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任总经理等职。1990年10月离休。

　　据他回忆，当年在是否选调基建工程兵进深圳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一个是要不要选调？一个是选调多少？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是因为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深圳特区内的人口不过2万多人，如果再一次性调进2万人，不知深圳是否有能力安置好他们？部队来后还有一个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如果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会更加加重深圳的负担，深圳这座小城镇能够承受这么沉重的负担吗？在这个问题上，王世伦是赞成派，认为面临大发展大建设形势的深圳需要这支部队。

　　王世伦多次与市里的主管领导沟通，最后制定了接收安置基建工程兵部队的4条基本政策：

　　一是对部队军官职务的安排，按照在军队时的原级别平级安排。

　　二是解决部队6000户家属的户口落户问题，并全力给予安排工作。

　　三是部队在深圳起步的前3年，政府每年拨给1000万元的补助款，以帮助部队度过困难时期。同时，划出5～10万平方米的土地给部队建房，解决官兵住房问题。

　　四是对部队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和保护，以减轻市场经济对其的冲击。部队第一年的工程项目实行政府分配制，以免在市场上找不到任务而造成困难；免除部队前5年的各种税费。

　　这4条基本政策的出台，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基建工程兵的关怀，使部队感受到了深圳人民热情欢迎的态度，也对在深圳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这些政策落实情况如何呢？军官确实是按照原级别安排的。深圳对其它部队转业军官的工作安排，是按照降低两级的原则进行安排的。相比之下，对这支部队干部安排十分优惠。对部队家属的落户安排不但6千户全部落实，实际上最后安排的还要多，共7千多户（这个问题在第十六章中还有论述）。每年1000万的补助费实行了两年，第三年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各单位需要的生活基地用地全部落实。分配施工任务一条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生变化、建设规模压缩、银根收紧等原因，部队遇到很多困难，但政府也尽量给予了照顾。这个问题在后面几章里慢慢论述。

　　总而言之，自深圳市领导决定接收基建工程兵部队起，就把这支部队完全当成了自己人，能优惠的优惠，能照顾的照顾，帮助这支部队在深圳安家落户。

　　作者的思考之四

　滴水之情，涌泉相报

　　在这一章里，重点写了三个人：梁湘，舒成友和王世伦。

　　他们与基建工程兵部队没有渊源，然而在部队调入深圳的问题上表示了赞成的热情态度。实际上，深圳市的领导和市民最后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鹏城张开了热情的臂膀欢迎这支部队的到来。只是这三位领导表现得更加积极热情。

　　他们对这支部队有恩。中国人说，滴水之情，涌泉相报。部队的官兵们后来用为建设深圳大干苦干的实际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感恩戴德的心情。

　　这三位领导中，梁湘、舒成友已经作古。王世伦接来了这支部队，在部队改编为建设集团公司后，又任公司董事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之一。

　　战友们时常念叨他们的好，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记得几年前采访张淑运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感谢部队当年集体转业时深圳收留了我们，我们的青春在这座城市中发出了光和热。”

　　部队的战友们永远感恩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