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的当代责任
杨照
来源：晶报 时间：2012年7月8日
陈传兴曾经写过一篇题名“银盐的焦虑”的文章，检讨了过去的摄影和“记忆”、甚至“哀悼”的密切关系。摄影的本质，是保留眼前随时间已然逝去的光影。清楚意识到时间的流淌，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会继续这样存在，所以必须将它拍摄下来，摄影者抵抗变化，哀悼逝去的时间。在一个意义上，摄影者必然是保守主义者，在他眼中，正因为会逝去，所以有一种特别的价值，任何会逝去的东西，在摄影的眼光或摄影的镜头里就自然取得了它的价值，所以才产生了有那种底层的哀悼性。
“银盐的焦虑”接着指出了巨大的问题——当整个铺天盖地的数字摄影器材让摄影变得这么简单，摄影变得无时无地不在进行，我们甚至无法再指认什么是摄影机什么不是；当每个人随时都在拍照，随时都能拍照，那还有传统的摄影家存在的可能吗？摄影者、摄影家要如何调整，重新定位自己所做的事呢？当所有的事物，不论是否有价值，都会被拍照保留下来，哀悼性就丧失了，摄影家不再是哀悼者了。
最早portrait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只有少数人、贵族能留下自已的影像。摄影术发明之后，让画像留影越来越简单，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照相馆里留下自已的portrait，那时是portrait的最高点，每个人一生都可以拍出一张最后要留下来，在他离开世界后，都应该被记得的影像。那样的portrait，终极最重要的照相，还是跟哀悼有着密切关系。人会死去，活着的人透过照片，跟逝者产生清楚明确的哀悼关系。照相portrait帮助我们更具体地哀悼。
然而，接下来发明了手提照相机，照相与portrait的关系就改变，变得越来越疏离了。任何重要节庆、事件都可以拍照留念，因而每张拍下来的照片，都只是生面的单一切片剪影，里面就不会有任何一张能够占据代表性的“画像”地位。我们有了越来越厚的相簿，越来越多本相簿，但吊诡地，我们就失去了“画像”。
一路下来到现在portrait几乎完全消失了，当一个人一生要拍二万张照片时，就完全失落没有portrait当年那种特权的意义了。拍人、拍人的活动，这本来是摄影的主流内容，也是摄影介入产生意义最重要的方式，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琐碎、越不容易有专业技术和专业地位了。我们还有办法让一个人将来即使拍了上万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不一样，能够定位定形一个人被记忆的模样吗？这是一门迫切的艺术课题。
摄影突然变成那么快速简单，一般人拍的和专业摄影拍的照片越来越难分辨，一个简单的解决，就是摄影家故意去拍别人拍不到的东西。对一个摄影家来说，碰到大地震，暂时解决了焦虑，突然松了一口气有东西可拍了。但毕竟没有那么多像大地震这种理直气状的abnormalcy，所以另一种方式就是去拍grotesque，拍一般人不会拍的影像，或是不适合拍成影像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摄影充斥许多怪诞诡异画面的主因。
在这种状况下，摄影家无法继续安稳扮演人道旁观者，他只能化身成为介入者。现实就变成他的素材，而不再是他的对象。从原来的摄影家、旁观者的身分，转变成介入操控人与物，把他们变成自己艺术的素材。艺术家以强悍的介入精神去应用素材，改造素材，迎合自己艺术上的需要。
如果说传统摄影家是为了要哀悼、记录，那么当代艺术家的责任上更高──要去创造一种值得保留的形式或理由。这问题现在对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不断遗忘不断遗弃的社会——来说会更相关，当所有事物都一直在消失、基本上没有人会对消失的事物觉得可惜的时候，那当代艺术的一项使命就会是——必须找到借口、理由，因为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形式，不论是视觉、行动、造型，都是应该值得被保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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