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会摆祖宗的范儿——王绍培
壹
正月十五过去，中国人的年就算是过完了。“年”这个标示时间单位的汉字，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农民的形象，不过不是一个辛劳的农民，而是一个喜悦的农民，是一个人背负着禾的样子。劳碌一年，终于收获，可以歇口气了。这个“年”字乃是大有深意。
逢年过节——这个成语我们常说。“节”的本意是竹节。我们居家过日子，仿佛竹子生长，要安排一个“竹节”来停顿一下，改变一下节奏，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这是设置节日的一个主要意思。
农业社会的节日安排都跟农事有关。有时我会觉得还是农历好，因为这个历法当中欣然有生命的消息。至于新的一年要来的这段时间就更不同往常，这收获之后、播种之前的一段日子，当然是最重要、最快乐的一段停顿，汉语文化圈的人民因此视“年”为最大的一个“节”，祭天祈年，很有道理。
过去历法单一，事情简单：正月初一自然是“岁首”，作为节日又称“元旦”，“过年”既是指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正月十五的一段时间，又特指初一这一天。及至辛亥革命功成，孙中山改用阳历，元旦不再是正月初一，而是阳历新年的第一天，不难想像那段时间可能会有些小小混乱——总不能有两个元旦吧，也不能按照阳历新年来过年吧。
因此，到了1913年7月，当时的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向袁世凯大总统呈上一份四时年假的报告，要安排春节、夏节、秋节、冬节，袁世凯只批准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于次年（1914年）开始实行。由此算来，我们现在过的这个跟袁世凯关系很大的春节算是刚好届满一百年了。
贰
俗话“天高皇帝远”，大概有民间总有纵使皇帝亦管不了的意思。民国改了历法，老百姓还是按照过去的记忆来过。
我小的时候，母亲有时会说起“旧社会”过年的情形，比如说大年初一，有些穷人家开门，门口放了一袋米肉菜，也不知道是谁放下的……就算是在“文革”期间，我们家过年，门一关，仍然有祭拜祖宗的仪式，当然是大大简化了：就是在年夜饭之前，先请祖宗，洒些酒在地上，“有些迷信还是要讲的”——大人是有这样的口头禅。平时节俭，但是除夕之夜，家里所有的灯都要打开，通宵大放光明。
后来全家被下放农村。过年是大事，村里要杀猪分肉，还要“干坑”——把池塘的水抽干抓鱼来分，挖藕——湖北农村藕多。我母亲学会了熬麦芽糖，做糍粑、摊豆皮、炸“猪耳朵”——一种小吃……如此等等。贴春联、放鞭炮也少不了。当然还有拜年，送些吃食到隔壁左右去。虽然一直是在移风易俗的口号声中，但是，老百姓还是有一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劲头。
如果概述过年这件事，有两点是必须说到的。一点是：节日的反日常性。节日是另一种节奏，是平常日子的一个停顿。不仅如此，节日期间的很多行为都是要反日常甚至要超越日常的，如果说平日里是过人的日子，那么节日里要过的就是神的日子；平时节俭，节日一定要浪费；平时要算计得天长地久，节日里好像明天就不过了。中国人的狂欢或者未必见诸于形体，但是骨子里是有这样的放浪的。因为既然是节日，则不妨多一些例外。
另一点是匮乏中的丰裕。农业社会乃是这样一种匮乏的社会，节日既为平日之反，所以，它必定要营造出一种丰裕的景象出来，这也是过去的过年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过往的种种传统节日，都是植根于匮乏当中，要在贫瘠中开出花朵来的，因此，我们体会到的那种节日喜庆的意味，自然是亲切深长的。
叁
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变化巨大，虽然移风易俗不再被提及，但其实风俗的巨变、过年方式的巨变倒是发生在这些年里。
其中之一当然是春运。无数人为了一年一度的回家团圆，纷纷踏上归途。这一为了过年而本身不是过年的行为，反倒格外具有一种节日的氛围，因为，在物的层面上匮乏不再之后，家人团聚的匮乏却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个最新最大的民俗是“春晚”，这是一个伴随着电视机的家庭化、普及化而来的过年方式，无数中国人都要在除夕之夜收看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台晚会。直到今天，春晚都仍然是春节期间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过去，那种家家户户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家餐桌上的情景被春晚改变了，春晚激发起那种上亿人共渡此刻的超现实想像，但它也摧毁了“我家”的集体意识。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另一个改变过年方式的重要决定。虽然，其中有调整，一些城市禁止之后又放开，政策向民俗低头。但最新的禁止令则跟环境有关。许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到了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地方，噪音、火灾等等，倒成了赞同禁止令的次要原因。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过春节都是要燃放烟花爆竹的，一个没有鞭炮的春节还是春节吗？
而对于春节最具有动摇意味的社会变化是富裕。大量的食物已经不再能带给我们节日的欢乐。反日常性也未必能够丰富节日的特殊意义。除了时间上的丰裕这一层意思之外，节日还有别的意义吗？
在一些地方，节日出现了向信仰的领域转移的趋势。不管怎么说，即使人们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这个趋势的出现是值得重视的。节日必须跟精神领域发生紧密的联系，才能带给人们必须的人生滋味。在一个彻底改变了的社会，如何保持传统的节日仪式，使之传承有序，有滋有味，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913年 连过两“年”有点乱——颜浩
1913年的春节，有一点和往年不同：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
1913年是阴历癸丑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却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而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官府是这样，北京城里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之所以出现这般各行其是的局面，与民国元年突如其来的历法改革大有关系。在1912年民国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商界中人莫不仓皇失措”
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账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
过去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账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
“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
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即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新旧二历并存”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
从民国建立一直到北洋政府倒台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政府一再提倡的“新新年”始终冷冷清清，只有机关、学校和一些新派人士会在元旦期间拜年、吃饺子、召开“新春茶话会”；而政府一再禁止以及后来禁而不止的“旧新年”却很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一到除夕和春节，全国上下鞭炮齐鸣。这说明“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或者说民俗把政令打败了。
先是不放假，后是名片拜年——李开周
鲁迅春节曾照常上班
1917年1月1日、2日、3日，《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
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
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
到了1918年，大概连北洋政府也觉得强行取消“旧新年”不可行，开始顺从民意，春节期间也允许放假了。再看《鲁迅日记》，1918年元月的1日、2日和3日，以及2月的11日、12日和13日，都写着“休假”，元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新新年”假期，2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旧新年”假期，就跟咱们今天既在元旦放假，又在春节放假一样。
吴虞起个大早“飞片拜年”
我们再看曾跟鲁迅齐名的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1915年1月1日，吴虞起了一个大早，“悬挂国旗，飞片拜年。”这是在响应北洋政府的号召，把春节改到元旦那天过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跟妻、妾和女儿们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同样是民国人，拜年的规矩有着很大区别。
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公职人员大多是在“国历年”也就是元旦期间拜年，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当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日“年假”结束的那天，再去单位搞一个“新年茶话会”，相当于现在的“团拜”。而平头百姓比较守旧，一般都是在“废历年”也就是春节期间拜年。
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区别。传统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头，平辈之间作揖，晚辈给长辈拜年得磕头，当然长辈也得给晚辈压岁钱。新式的拜年方式是发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门缝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连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过年了。
不过，拜年的名片有讲究——必须要“挂红”，就是说要么红纸黑字，要么白纸红字，总之名片上得有红色，这是表示喜庆的意思。名片上最好再带上“口彩”，例如“恭贺年禧”这样的祝福语。民国的上流人士到了该拜年的时候，往往会专门定制一批既“挂红”又带“口彩”的名片，列一清单，交给仆人，让仆人照着清单的地址挨家挨户去送。当时管这种拜年方式叫做“飞片”。
冰心回家过年走了八九天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上海父亲家过年。当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
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到天津，等着第二天上船。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方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风浪很大，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
1967年形势需要不过年——宗新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春节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革命造反派来信”出炉
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
“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当场参加了造反队，而且当即扔下自行车，跟着队伍爬上火车进京讨说法，见证了炮打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倡议书写道：“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章仁兴没有任何犹豫地签了名，因为，“我是什么号召都听的”。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
“什么敬神拜年，都统统见鬼去吧”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仅仅四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退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天临近了。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当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
1967年的春节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两人一起进厂的。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他现在还记得，其中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安静了。街头很平静。
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中，唯一暖人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指出：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山西老年）
票证年代的春节——五味子
从腊月二十开始，家里人便进入临战状态，为了买到不可或缺的肉、蛋、禽、鱼以及时令菜蔬，我们时时留意菜场的公告和市场传言，有时常常要在深夜三四点强令自己起床，到菜场门口排队。有的年份，不要说鸡鸭鱼这些紧俏物品或者莲藕菠菜这些新鲜蔬菜，就是豆腐大白菜，也要凭票排队才能买到。穿衣扯布，也是如此。
近十多年来，常听人们感叹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听到这话，我感觉就像听到每天都饫甘餍肥人抱怨饭菜没有味道，有点矫揉造作。
“文革”时期，尽管那时报纸广播把“形势大好”喊得震天价响，但具体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上，却是缺吃少穿，捉襟见肘。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物资短缺就是其直接后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妙方是顺着供给制的思路顺势而来的定量供应。
于是那个时期，凡生活用品如粮油蛋肉白糖碱面布匹棉花鞋袜蜂窝煤缝纫机自行车几乎都要凭证凭票凭券。而在这票、证、券之后，还有两层隐义，一是量少，少到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那时大概每人每月口粮按照工种和身份不同只有27至31斤不等，油和肉各半斤，而这口粮中粗粮和细粮都规定了一定的比例，想多吃细粮是不可能的事。南方人要吃大米就要拿面粉到集市上去换或者出高价去自由市场上买。如果家里有青壮年或正在发育的半大小伙子，凭这点口粮来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都会成为问题，必须靠副食品如土豆地瓜来补充，如果一月到头，家里的面瓮见了底而手头没有粮票，就得饿肚子。
那时除了地方粮票，还有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粮票更为精贵，因为那粮票里含着油。同样用粮票在集市换鸡蛋，全国粮票就要多换几个。所以全国粮票大家都很珍惜，一般舍不得用。
有些时候，有证有票却未必能换回你所要的东西。所以即使是手里有票，也不能做到心中不慌。这种情况到了年关更甚。我家在大西北的西安，到冬天物品更为匮乏。而要过好年，前提条件就是备齐年货。所以从腊月二十开始，家里人便进入临战状态，为了买到不可或缺的肉、蛋、禽、鱼以及时令菜蔬，我们时时留意菜场的公告和市场传言，有时常常要在深夜三四点强令自己起床，到菜场门口排队，因为你有时如果贪恋十几分钟的热被窝，可能正好到你跟前肉售罄菜卖光，使你挨冻受累，耽搁瞌睡的四五个小时功亏一篑。有的年份，不要说鸡鸭鱼这些紧俏物品或者莲藕菠菜这些新鲜蔬菜，就是豆腐大白菜，也要凭票排队才能买到。穿衣扯布，也是如此。这样，到了雪花飘飘的新年，有平常不能大快朵颐的饭菜解馋，还有崭新的衣服上身，自然感觉到春节是如此的美好。
当然，也许还有别样的原因在其中，这就是以人的天性，辛苦得来才显珍贵。像今天这样，年夜饭在酒店一订，和平时的聚餐没有太大区别，这餐饭的分量在心里首先就轻了许多，怎么还能指望有更醇厚的意蕴？但话又说回来，我是宁愿有今天像平日一样的年节，却也不愿怀旧怀到那个时代去！
1983年 全国人民开始追春晚——胡野秋
【春晚就是一道菜，就像吃年饭，你说上哪个能吃完？撤哪个能答应？】
春晚始于1983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所以印象深刻。也就一个寒酸到家的演播室，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市级电视台都好过它，但它是第一届，而且关键是它至今被一再称道。回头想来，这跟彼时电视文化的缺乏有关。就像过去吃年饭，什么都可口，但今天怎么都没胃口，但绝不能说当年的菜更美味。
我想起小时候，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大家都只能收听电台。旋钮无论怎么转，都转不出八个样板戏，不是李玉和，就是李奶奶，想换换口味就会蹦出个阿庆嫂。那时候的节目除了读《人民日报》就是听样板戏，台与台的区别就是你放的是第几场第几幕，那时候假如也考核收听率的话，估计都相当的高，因为无数双耳朵都只能无选择地聆听。
后来，电视的普及，首先成就了春晚。
按照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观点，一个事物一再地被反复提起，实际上证明这个事物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说”，人们在通过对它的评说、争论、戏谑中产生“说法”，证明自我的存在。最后，春晚是香花还是狗屎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我“说”了，我并不缺位。真有点“我说故我在”的味道。
其实在我看来，春晚的影响力是被人为严重放大的。你想在全家聚集的同一个时段，央视用自己掌控的十多个频道，同时看一个节目，那节目收视率不高才怪。更何况前几年，地方电视台也一概转央视春晚，在这种充满“话语霸权”的高覆盖下，创造收视奇迹是很自然的。
比起当年的全覆盖，这两年央视也江河日下，地方电视台开始揭竿而起，搞起了自己的春晚，加上网络上的各种山寨春晚，你春晚，我春晚，大家皆春晚。央视的春晚才渐显鸡肋之态，他们从开始的任由别人评说，我自岿然不动，变成为你们说我也说，我先说，我更说。他们自己搞了个节目《我要上春晚》，明明知道绝大多数都是陪公子读书的，但自我炒作春晚关注度，弄得一大帮俏丫头、傻小子上去，最后成为春晚的前戏。
至于炒作资源，春晚确实越来越匮乏了，前几年屡试不爽的“谁上谁不上”这道题完全失效。首先是赵大叔这张牌不灵了，说实话赵本山很不容易，上了十几回，除了把脸演熟了，更把头发都演白了。可是这几年他总是带着一大帮赵家班徒弟上，有些还没到出师的火候，所以大家看在老赵的份上也就认了，但事不过三，假如每回都这么裙带着，大家伙可就绷不住了。
我以为，春晚就是一道菜，就像吃年饭，你说上哪个能吃完？撤哪个能答应？所以春晚很扯，但停掉春晚，连扯都扯不起来。
对春晚的总结就四句话：在猜谜中排练，在谣言中审查，在失望中结束，在骂声中期待。
年复一年，如此如此。
春运这颗青橄榄——胡野秋
【在四十多天里，超过30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全中国人进行了两次大迁移，全世界人口的3/7都卷入了旷古未有的“春运”。】
在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春节也都回去，但似乎没有“春运”的概念。记得有个美国的游记作家叫保罗·泰鲁，他在1987年来中国游历，写了一本书《骑着铁公鸡穿越中国》，他说的“铁公鸡”就是火车，那种今天已经绝迹的绿皮火车。他发现中国的火车很慢，而且时走时停，但中国人没有一个着急的，他们都兴致勃勃地打牌、聊天、嗑瓜子、喝茶，甚至窗外的景色也没什么人注意。保罗感叹：“中国人‘生活’在火车上。在这里，火车不是交通工具，它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地方。人们总有无限的创意在这个移动的长龙里打发时光。”
当时对这种文字一点感觉也没有，认为美国人真是少见多怪。但时至今日，当“春运”让中国人永远失去这种火车上的闲暇时光时，我们恍觉那是一段曾经诗意的年代。
“春运”没有确切的年代考证，但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应该是不错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心城市的兴起，数以亿计的民工大量外出“捞世界”，这些人在城里打工，但他们的根在农村，于是每年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春节买张票，回去重温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辰光。
他们是“春运”的细胞，“春运”是他们的梦床。
这种做梦的流动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1994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约12.2亿人次，到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18.2亿人次，这一年措手不及的各大城市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广州站在高峰的两天半中送走了50万人次的旅客，此后这个数字就如脱缰的野马，无法驻足。到2006年破了20亿人次大关。再到刚刚过去的2013年，全国旅客发送量已达到34.07亿人次。
在四十多天里，超过30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全中国人进行了两次大迁移，全世界人口的3/7都卷入了旷古未有的“春运”。
这样的迁徙令世界吃惊，更让中国人吃苦。
春运这颗又苦又涩的青橄榄，含在嘴里不是，吐掉更不是。
从传统文化看，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加留恋故土、故人，我们经历过太多的战乱，有过太多的文化破坏，但唯一没有被破坏的可能也只有春节了，也只有春节可以让人们在那几天变得温和、有礼、从容。
从现实环境看，中国的城乡始终是二元对立，失去耕地的农民只能单向地流入城市，再单向地回乡过年，他们在城里几乎无法立足，所以每年只有这几天他们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
春运，是他们的美梦。春运，又往往是他们的噩梦。
尽管如此，“春运”还将继续，因为这颗苦涩的青橄榄，嚼到最后毕竟还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回甘。
鞭炮不仅仅是鞭炮——钟二毛
【春节放炮仗，表面上是娱乐娱乐、喜庆喜庆，实际上是炫耀、攀比。】
回想这三十年，春节放鞭炮这点事，其实也在悄悄变化着。
在我们老家湖南农村，首先鞭炮不叫鞭炮，叫炮仗。我觉得叫炮仗就很有意思，一说明土旧，二说明传统。其次，炮仗就是炮仗，炮仗跟烟花是两码事。炮仗是仪式性的东西，烟花是给小孩放着玩的。炮仗按"响"来计算，有两百响、三百响、五百响、一千响这几种。
春节放炮仗，从小年开始放。北方把腊月二十三叫小年，一直放到大年三十，初一，初二。像一个抛物线，大年三十肯定是放得最响的。
大年三十终于到了。这一天最反常的一件事，就是夜饭（我们不叫晚饭）吃得特别早，近乎是当晌午吃。晚的，四五点，早的，两三点。为何那么早吃夜饭，说辞无非就是辛辛苦苦了一年，最后一天要好好享受享受。这个享受，自然就是一个字：吃。因此，这一天天一亮，所有的工作就是围绕夜饭。这里有暗中比拼，谁家的鱼大、买的东西多。
大年三十第一个放炮仗的人，是全村人最关注的。炮仗一放，说明这家人开始吃夜饭了。那自己当然不能落后，厨房更加忙碌。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大年三十都赶不上人家”。这句话是老人骂人用的，就是说你太懒了，连大年三十的夜饭都赶不上别人。第一户炮仗一放，百分之百的，接二连三的炮仗就开始了。有的是菜还没端上来，炮仗先放了再说，宣告自己也开始年夜饭了。
放炮仗，也是一个暗中比拼。左邻右舍放了多久、响不响，都听在耳里，轮到自己家放了，要争个上游。"放炮仗放掉一头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发达了，用什么证明，放炮仗。你家里吃什么，大家不一定看见，但炮仗声是可以听见的。有时候还不是单家单户比，有时候共一个祠堂的几家几户还会联合起来，凑钱买炮仗，炮仗一箩筐一箩筐地放，放它一个天昏地暗、纸屑满天、地动山摇、呜呼哀哉。
春节放炮仗，表面上是娱乐娱乐、喜庆喜庆，实际上是炫耀、攀比。放炮仗，反映了中国乡村文化。在我看来，乡村文化的特征是，外表平和、朴实，其实骨子里狂得很，总想把人比下去，出一把风头。炮仗就是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随着时代的推进，逐渐被丢弃。我印象深的是，新世纪后，炮仗还在放，而且放得不比以前少，但空气里少了比拼的火药味。因为比拼的东西发生了转移。大家开始比拼谁家的房子盖得高，装修铺的地砖贵不贵，谁家买了小轿车。
这几年，深圳禁止放鞭炮后，一些做派洋气、见过大世面、衣锦还乡的人，也学着城里人的腔调说，放炮仗污染空气，少放点，少放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