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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电子大厦(连载)

文/段亚兵

 

娃娃兵能建起大楼吗?

虽然1团打了几场硬仗,赢得了市民群众的赞赏,知道基建工程兵是一支“吃苦耐劳表现出色,危险关头冲得上去”的队伍;但是对“年轻的娃娃兵们会不会建大楼”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

最好的解释是行动,最有力的证明是成果。部队通过施工能力说话,用建成的项目证明能力。深圳指挥所先后建起了市委大楼、深圳第一座大型商业项目友谊商店和泮溪酒家等。几项工程工期短、质量优,完成得十分漂亮。



市委大楼由1团承建  周顺斌/摄影


建市委大楼

市委大楼建筑面积8,539平米,这在当年的深圳算得上是一座大型建筑。参加过这个项目建设的战友们讲了当时施工的困难情况:那时候的深圳,市场物资供应情况很差,十字镐、铁锹等最普通的施工工具也很难买到。挖地基时,施工工具严重不够用,大家只好轮换使用。白天的活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挖好地基后,一场大暴雨把地基坑变成了水塘。关键时抽水机坏了,战士们只好用洗脸盆接力排水。主体工程开始后,施工材料运输跟不上,大家肩扛手抬把所需材料运到作业面上。战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大楼,给了市委市政府机关干部们一个惊喜。

1983年6月,笔者从冶金指挥部深圳指挥所(00049部队)宣传科调入市委宣传部时,就是到这座新大楼去报到上班的。当时的大楼白灰墙、花砖地、铁钢窗,没有空调吹风扇,条件十分简陋。但在当时的深圳,这是最好的办公楼了。能在这样舒适的办公室里上班,我对建大楼的战友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多年以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机关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座大楼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市政府搬到了新修建的市民中心(市民中心的一部分工程也是由我们这支队伍施工的,这是后话),这座旧大楼只用做市委机关办公的场所。后来,大楼内外几经翻新装修,条件与当年大不相同。

在如今摩天大楼林立的深圳,只有6层高的市委大楼已经是低矮的建筑了。楼房虽然不高,但是稳重威严。加上宽敞的院落,平整的绿地,大院门外的孺子牛雕像,环境十分协调美观。笔者在市委大楼里工作在那些年月里,经常走在树木成荫、绿草如毯的院子里散步,时不时会想起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笔者进入这座大楼时,正是梁湘等第一代市领导带领全市人民创业的时期。那时机关干部们的工作是那样的繁忙,生活是那样的简朴,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工作充满了激情。领导平易近人,想见谁都能见得到;办事没有那么多繁琐程序,讲究很有效率。当时的深圳如果不是这种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好局面。回想起那段珍贵的时光,感觉何等温馨。

建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是当年深圳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商业建筑。建筑面积7千多平米。该楼设计7层高,附设裙楼2层。马成礼讲到当时建这座大楼的一个细节:他研究图纸时,感觉裙楼低了,建议设计单位加高一层(基础完全承受得了)。设计单位同意了。这样一来工程量大大增加了,但是部队提出工作量增加却不延工期,按时完成施工任务。6连干部战士加班加点,不但没有拖延工期,反而提前半年完成了任务。喜出望外的甲方坚持要给6连发奖金。马成礼建议加建的裙楼里开设了有名的泮溪酒家。

这座大楼施工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件趣事:工程验收前后,很多人看到该楼的大门不是朝北对着前面的嘉宾路,而是向南对着后面的院子,感觉不合情理,怪罪部队不懂看图纸,把大门的方向搞反了。实际上,部队没有做错什么。在项目启动、施工开始放线时,部队的许多领导和工程师就指出,大门朝向院子内的这种设计违反常规,建议修改。但是,设计人员坚持说这是新潮流的构思,坚持不修改。一直到了工程即将竣工,说这种设计荒谬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单位顶不住了,只好同意修改设计。图纸修改后,6连重新施工,把大门改向面临大街。最后真相大白,人们才知道基建工程兵部队确实十分专业,不但房子建得好,而且经常会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确实是一支经验丰富、施工能力强的队伍。

1985年以前,友谊商店是深圳唯一的高档商场,泮溪酒家是唯一的高档餐厅。

 

建设第一栋高层建筑——深圳电子大厦



深圳电子大厦是深圳经济特区第1栋20层高楼,1983年由1团承建  周顺斌/摄影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建起了第一栋20层高楼、当年的标志性建筑——深圳电子大厦。

这栋大厦的建筑方(俗称“甲方”)是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部,是最早进入深圳的央企之一。总经理名叫周志荣。当中电公司要建电子大厦的消息传开后,一些活跃的包工头纷纷找上门来。他们用金钱引诱周总,说如果能把工程交给他们做,会献上可观的“饮茶费”。这是当年深圳包工头惯用的做法。周志荣对此反感,严词拒绝了。

得到了消息的马成礼也登门拜访周志荣寻找机会。周总问道:“想争这项工程的施工队很多啊,你们行吗?有什么优势?”马成礼笑一笑反问说:“建这样高的楼需要百米塔吊,民工队他们有吗?”这句话提醒了周总,他打量一下马成礼又问道:“那你们有吗?”马成礼这下来劲了,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是基建工程兵一支队部队,来自东北鞍山。我们在鞍钢建过多座百米多高的烟囱。超高的塔吊是部队必备的施工设备,我们的塔吊不是一台,而是几十台……”

听马成礼口若悬河,周志荣心想“不是吹牛吧?”送走客人,周总马上通过北京对一支队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调查后,他对这支队伍的施工能力完全放心了。这是一支能工能战的国家级基建队伍,政治素质信得过,机械装备好,施工能力强,确实在鞍钢承建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这支部队来到深圳后,又完成了市委大楼等几个优质项目,这方面的情况周志荣倒是听说过。经过慎重考虑,周总最后决定将电子大厦交给1团施工。

1981年1月20日电子大厦项目破土动工。大厦建筑面积15,350平方米,总投资1,300万元,造价达850元/平米,相对深圳当时厂房300元/平米的造价来说,成本算是很高了;工期限定15个月。这不仅是当时深圳面积最大的第一栋20层大厦,就是在全国数量也不多。

别看马成礼要任务时对着周志荣高声说话、拍着胸脯打包票,但说实话自己心里并不是很踏实。签下合同后,他第一时间向鞍山一支队领导汇报,申请调来一台高150米、吊量3吨的塔吊。鞍山一支队领导对这个“特区第一高楼”的项目高度重视,表示全力支持。塔吊很快运到了施工现场。当看着百米塔吊安装竖立起来后,周志荣等甲方的领导们才放下心来。百米塔吊不仅是建高层大楼的设备技术条件,也是一种心理保证。在当时的中国,能拿出百米塔吊的单位不是很多,基建工程兵部队有这样的实力,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任务的重担压到了马成礼的肩头上,他感觉到了沉重的责任,需要攻克的难关太多了。1团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年轻队伍,义务兵基本来自农村,从小没有见过楼房,更不要说建摩天大厦了;部队缺乏建设高层大楼的经验,虽然在鞍山时有人参加过百米高烟囱的施工,但烟囱毕竟不是楼房,其复杂程度完全不一样。

1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马成礼周密筹划,丝毫不敢马虎。他连夜组织主任工程师王光华、助理工程师吴书领等技术人员,反复研究设计图纸,商量施工方案。


深圳电子大厦落成  周顺斌/摄影


人物小传

王光华,浙江绍兴市人。1935年8月出生1966年8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部队撤销一支队深圳指挥所副团长、主任工程师。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一建公司经理。

吴书领,河南周口市人1952年2月出生。1972年12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历任1团参谋、助理工程师等。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在市一建公司工作。1995年后,调入市住宅局、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等单位,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巡视员等职。

 

虽然毕业于青岛工学院的王光华工程师是部队的技术主管,但是连他也没有干过像电子大厦这样的高层建筑,谈不到有什么工作经验。为完成好这项任务,王光华与技术组的同事们整天泡在工地上。白天,在帐篷里测算各种数据,帐篷被烈日晒得如同蒸笼,虽有电风扇吹风,还是汗流浃背;夜晚,受着蚊虫叮咬的折磨,日日工作到深夜。经过数十个不眠之夜,终于拿出了让建设单位满意的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王光华还解决了电梯井施工等许多原来从没遇到过的技术难点,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

接着施工队伍上场了。由全团技术力量最强的2连负责主攻。然而由于缺乏施工经验,组织指挥失当,一段时间里工程进度缓慢,一个月仅完成了一层楼。支队领导一看这样下去不行,立即采取措施。从鞍山派出主要领导坐镇深圳指挥所,认真分析失利原因,决定对2连班子进行调整。派副营长杨仁明到二连代理连长组织施工。同时增调一连支援。采取这些措施后,施工进度明显加快,一个月完成3层多,工作效率提高3倍以上。

 

人物小传

杨仁明,重庆市合川人。1949年8月出生。1969年4月入伍到基建工程兵一支队1团,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任市建一公司副经理。后任市工程地质勘察公司总经理、市勘察研究院院长、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00年12月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优秀勘察设计院长”荣誉称号。2009年被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评为全国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国庆60周年“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

 

主体结构完成后,工程进入装修阶段。按照设计,电子大厦地面为水磨石,门厅柱子贴大理石,外墙整体贴马赛克。别的好说,外墙贴马赛克有点麻烦,战士们不要说没干过,连见都没见过。只好慢慢试着干,边干边摸索经验。开始一人一天贴不到1平米。整个大楼的外墙有9万多平米,按照这种速度干下去,猴年马月也完不成。不行,太慢了。任务逼得大家想办法。一方面技术组到外单位取经学习;另一方面干部战士们反复摸索,改变工艺,减少工序,工效提高了两倍多。电子大厦经过一年多时间施工,于1982年提前一个月正式竣工。再次传为佳话。

    工程完成后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当时深南大道这一段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电子大厦孤零零地耸立在路边。行人从电子大厦下经过,忍不住抬头望上去,只见在天空云彩飘动的背景下,大厦仿佛倾斜了;坐在行驶的汽车里歪着头看出去,大楼倾斜的感觉更强烈。结果,传出了“电子大厦盖歪了”的谣言。有关质检管理部门听到这种说法受了影响,竟然找马成礼询问是不是这么回事?搞得他哭笑不得。马成礼建议请市专业测量公司进行测量。测量的数据说明几十米高的大厦垂直度偏差不到5公分,远远低于国家容许偏差10公分的标准。大厦质量很好,达到国家质量优秀标准。质检部门这才放心不说话了。

电子大厦一仗,部队打出了军威。从此以后,不光许多单位主动将工程交给部队施工;而且,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名声大振,让市领导看到这确实是一支政治强、技术精、作风硬的好队伍。   

1团干得好,立下了首功。

 

作者的思考之三

1团为什么能够在深圳打出军威?

基建工程兵一支队1团是1979年来到深圳的,比以后二万人大部队调入深圳要早3年。由于1团在深圳打出军威,做出重要贡献,在深圳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后来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时,市领导对部队调入深圳表示热情的欢迎态度埋下了伏笔。可以这么说:没有1团的贡献和良好印象,不可能有二万人来深圳的机会。

那么,1团为什么能够在深圳立住脚呢?原因大概有两条:

一是这支部队本身素质很好、战斗力很强。一支队是国家级的军事化施工队伍,从部队装备、技术水平上说,在当时全国基建战线施工队伍中是最好的;部队改编于原来的国家冶金施工公司,参加过鞍钢等大型国家基本建设任务,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因此,1团成为当时深圳基建战线中的佼佼者。1团承建的深圳电子大厦,30年后在全市组织的评选活动中当选成为深圳30个地标建筑之一。

二是这支队伍有很好的奉献精神。与1团高水平的施工能力相比,奉献精神给市民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在发生严重水灾的危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水闸门、不怕脏臭治理深圳的“龙须沟”、快速优质修好罗湖桥前面的马路……这些事都给市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看到这是一支“不怕吃苦,能够战斗,愿意奉献”的部队。

以上这两点说的是内因,而外因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当时的深圳急需要建设施工队伍。由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逃港”事件,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几乎全走了,深圳的建筑公司只剩下了一块空牌子。深圳要建经济特区了,急需要有战斗力的施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1团脱颖而出,显得鹤立鸡群。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深圳竟然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有了“一夜城”的名声。

事物发生变化,是因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著作中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道理说得很透彻,用来解释1团在深圳初期发展的情况也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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