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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遣团深圳试水(连载)

文/段亚兵

 

1978年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元年。

万里长空东风劲吹,大江大海波浪翻滚,神州大地春天来临,百草吐芽生命返青。逢此天时,深圳经济特区应运而生。基建工程兵的领导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关注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决定借此机会派兵参加特区建设,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兵种领导决定出兵深圳

派部队南下、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决定,是由当时驻扎在北京海淀区白石桥42号大院里的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们做出的。

我一直对这个决策过程感兴趣,想知道当时的基建工程兵总部的首长们,为什么会产生出派部队到深圳的念头?直到2016年4月的一天,常生荣详细讲述了事情的过程,才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常生荣将军   本人/供图


人物小传

常生荣,甘肃靖远人。1952年11月出生。1969年冬季入伍到嘉峪关的基建工程兵二支队12团。先后任团组织股干事、支队组织科干事等职。又在11团任连队干部。后调入基建工程兵兵部工作。作为兵种指挥办(党委办)秘书,经历和见证了基建工程兵许多战略性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施过程。80年代初调入总政治部工作。历任总政群工部副局长、局长、群工办主任(即群工部部长,为我军第二十六任军队群工部门领导)。1984年参加过老山作战。先后任福建前线摩托步兵化部队86师任政治委员、31集团军政治部领导等职。曾经任全国双拥办副主任。曾任军队参加和支援西部大开发办公室主任、军队支援奥运会办公室主任、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后任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政委,少将军衔。在他的努力下,基建工程兵在撤销30多年后才有机会修兵史。他本人任基建工程兵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基建工程兵回忆史料编写委员会主任。

 

常生荣与我是甘肃老乡,老家分别在靖远和兰州。两地其实相隔不远,隔着一条波浪翻滚的黄河。我们又是同一年入伍,在同一个支队当兵,他12团,我16团。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参加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基地建设。我们先后调入二支队师部机关,他在支队组织科,我在直工科。部队调离嘉峪关时,我们分赴各地再没有见过面。40年后我们参加为基建工程兵的修史工作,有了再次相见的机会。

听了我的提问,他回答说:“1979年,是谷牧副总理(他当时兼任基建工程兵政委)的主意。他提议部队南下进入深圳,参加经济特区建设事业。为此,兵种组织了17人参加的调研组,由黎原副主任带队到深圳调研。参加调研组的人有兵种机关的工程部、技术部、财务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我当时是兵种党委秘书,也参加了调研组,负责写调研报告……”

调研组先后来到广州和深圳,与省、市领导商谈此事。当时的梁湘书记等深圳领导听到基建工程兵愿意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的想法,喜出望外。当时的深圳,一张白纸从头开始,首先缺建设队伍,如果能有施工能力极强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来深圳施工,那真是雨中送伞、火中送炭、给饥饿的人送馒头、给瞌睡的人送枕头啊。

双方经过商谈,达成如下意见:由基建工程兵派出5个团到深圳,首先负责搞好“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场地平整),为下一步承担其他施工任务奠定基础、打开局面。

常生荣谈起了他对深圳当年的印象,连声感概:“那时候的深圳真是荒凉落后啊,不要说与其他沿海地区没法比,就是比内地一些偏僻的地方都不如。交通太不方便了,我们乘坐汽车从广州到深圳,路上走了五六个小时。路途中汽车要开上拖船,经过两次摆渡。深圳属丘陵地区,山头多、平地少,不容易开发。市区很小,远远不如内地的县城。市区建筑物很破旧,只有中外合资企业的竹园宾馆好一些,这些情况让我们感到惊讶。”

“主人的接待倒是十分热情,还要安排我们到沙头角看一看,这算是深圳当时最值得去看的地方了。当时交通不便,汽车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沙头角。中英街街道很窄,两步就跨到香港去了。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是中英交界的地方不能走过去,我们只是站在街上瞄了一眼对方的情景。香港那边的人,态度趾高气扬,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我还在罗湖口岸见到过几个留着印度式大胡子的英国兵,他们态度非常傲慢,看中国人眼皮抬都不抬,嫌中国人穷。我当时就想:这样落后的地方怎么建特区啊?

与深圳领导得商谈结束后,调研组乘船去珠海,市里有人到蛇口码头送行。市接待处有一个小姑娘负责接待工作,几天里一直陪着调研组。看着调研组的同志们上了船,她含着眼泪说:‘你们一定要快点回来啊。’”她那种期盼的表情,常生荣至今记得很清楚。

调研组回到北京后,抓紧时间向兵种主要领导汇报了在深圳考察的情况,提出了派部队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建议。黎原同志说:“这是落实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行动……以我的看法,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将大有作为。” 兵种领导班子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立即选派得力队伍进入深圳。

选哪支部队去深圳呢?谁能堪当如此大任呢?想来想去,兵种领导的眼光落到了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身上。

 

基建工程兵的长子



脚手架上的战士。1983年上步区八卦岭工业区施工现场   周顺斌/摄影


第一支队是基建工程兵的长子,选择这支部队有充分的理由。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首批组建了5个支队(师),分别是:冶金系统的一支队(成立于四川江油市)、二支队(成立于甘肃嘉峪关市),建工系统的二十一支队(成立于四川重庆市),煤炭系统的四十一支队(成立于贵州盘县),水电系统的六十一支队(成立于四川汶川县);还另有4个独立大队(团),分别是:化工系统的801大队(成立于四川宜宾地区),军工系统的211、221大队(成立于甘肃兰州市),交通系统的851大队(成立于四川渡口市)。(资料来源:《基本建设工程兵史》12页,军事科学院、《基建工程兵史》编写组著)

一支队是由冶金工业部所属的第四冶金建筑建设公司为主改编组建的。所属5个团,分别是:1大队、2大队、3大队、4大队和5大队。部队总人数为1.63万人。部队干部304人,主要来自铁道兵。支队长陈冀,政治委员赵少和。部队于1966年8月1日成立于四川江油市,承担了长城钢厂一、二、三、四分厂和七三九厂的工程建设任务。1971年,部队调防到辽宁鞍山市,承担中国第一个钢铁基地的建设任务,一干就是十几年,为鞍钢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样看来,一支队确实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精兵,而1团更是尖兵。将这支拥有极强施工能力的队伍派进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无疑是最佳选择。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兵种首长做这样的决定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一支队领导又是怎么想的呢,与上级想法一致吗?说老实话,当时的一支队领导对这项任务有点拿不准,很难断然做出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呢?虽然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沿海城市将成为国家首批开发的地区,看来局面已经确定、形势已经明朗了。但是,大局已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第一个下水的人,可能会游到对岸,也可能会出现危险游不过去。带头总有三分险,不如守成来得保险。机会与风险是孪兄弟,成功与失败是双胞胎。再说,深圳是个小地方,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深圳的名字,可以说没有一点感觉。更何况不管深圳好也好、差也好,有一点可以肯定:到了一个新地方,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相比之下,留在鞍钢发展,情况大不一样。鞍钢毕竟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子,“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大家耳熟能详。虽说在新形势下,老钢铁基地可能不如沿海地区发展机会多,然而破船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鞍钢又不是没活干,一支队当时的活多得干不完。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两个地方一比较就会明白: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镇;一个老工业基地,一个是新建设工地;一个的工程任务干不完,一个的任务不确定。到了一个新地方,万事开头难,总会遇到种种不可预见的困难。再往深处说,既然深圳是新生事物,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万一碰到后面的情况怎么办?因此,如果求保险,就应该守在鞍山;如果想南下深圳寻找新机遇,就要冒风险。

在这个问题上,上下的想法有些不一样。但是,部队有个好处,军令如山,不讲条件。领导一旦做出决定,就算下级一时想不通,也没有什么价钱可讲,部队立即开赴前线。

于是,一支队迅速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一声令下开赴深圳。

从后来发展的结果看,兵种首长做出南下深圳的决定是正确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有远见的选择。正是在深圳最需要建设力量时进入深圳出大力,才让深圳感觉到这是一支雪中送炭的好部队,也才为后来更多部队调入深圳打下了基础。逆境识人心,患难见真情,人总是在困难时容易记住帮助过自己的人。在深圳最无助时,基建工程兵伸出了援助的双手;于是在基建工程兵撤销时,深圳也热情地张开了欢迎的臂膀。就这样,基建工程兵二万人的命运与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机遇联系在了一起,让这支部队有机会在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道路上踩出了自己的足迹。

2014年,笔者在参加基建工程兵修史工作中,写作了《深圳拓荒人——基建工程兵创业纪实》一书,封底上写了《丰碑》一首诗:

 

赤裸皴裂的双脚在荒原上走出一条道路,

长满老茧的双手在热土上建起一座新城。

艰苦岁月留下永远的回忆,

如今的家园是多么温馨。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

更是一座丰碑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刻碑的工匠是英雄的战士,

无意中在碑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

 

这首诗既是对当年兵种领导正确决策的褒扬,也是对参加深圳建设战友们贡献的称赞。

 

马成礼在深圳时来运转



马成礼(时任深圳物业公司总经理)陪美国布什总统参观国贸大厦   本人/供图


人物小传

马成礼,山东青岛市人。1936年2月出生。1956年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后参加过酒钢、鞍钢、湘钢、武钢、本钢等建设任务。1966年,马成礼所在的第四冶金建设公司被改编为基建工程兵部队一支队5团。他入伍后历任技术员、连长、营长、团作训科副科长、副参谋长等职。1979年11月,任职一支队深圳指挥所副参谋长,带领1团先遣队进入深圳。1983年9月部队集体转业后,先后任市物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香港深业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马成礼先工作后入伍,算是“工改兵”类型。

基建工程兵的人员组成分为3类:第一类是“兵改兵”。这部分人分别来自野战兵、国防工程兵、铁道兵和新疆建设兵团。他们像火种一样,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传承到了这支部队。一支队的“兵改兵”干部,绝大部分来自铁道兵。第二类是“工改兵”。这类人员大部分是技术骨干,是带新兵的“老师傅”。基建工程兵改编的基础单位多为大型国有基本建设企业。部队改编时吸收了企业中一些年富力强、技术水平高、富有施工经验的人员,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保证这支部队拥有相当高的施工水平,不管是什么复杂的基建项目都能拿得下。第三类是“义务兵”。按照国家的征兵制度,每年招收的大量义务兵是这支部队人员的主体。

马成礼毕业于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算是科班出身;又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属于“技术尖子”人才。按理说这样的技术人员在部队很吃香,能够得到重用。但是,从马成礼任职的经历看,他的进步不算快。他于1979年接受前往深圳参加建设经济特区的新任务时已经43岁,其职务是师作训科副科长,正营级。这慢于正常的提拔速度。为什么呢?可能与他家庭出身不好有关系。马成礼家庭成分是地主。经过革命洗礼的新中国是很看重政治出身的,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扫荡,“血统出身”更是成了决定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决定因素。

对此马成礼没有灰心丧气,他用十几年勤恳工作的表现证明自己政治可靠;同时,改革开放的新风吹淡了原来的沉重气氛,选拔人才的标准在发生变化;再加上面临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这样的重大任务、必须不拘人格选人才的现实需要,最后,支队领导选择了马成礼,让他带领先头部队进入深圳。

正是因为给了这个机会,让马成礼后来在深圳干出了一番事业。他在深圳时来运转,频频提拔,委以重任。深圳是创业的热土,是马成礼成功的福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马成礼成为深圳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后来被国务院军转办、人事部、总政评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有了全国的荣誉。

这就叫做:树挪死,人挪活。好饭不怕晚,晚吃味更香。时势造就英雄,创业培育人才。

 

作者思考之一

为什么成立基建工程兵?

也许,读者不一定清楚基建工程兵成立的来龙去脉,先简述一下这个过程。

成立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想法最早是在1966年提出来的。为加强全国基建战线施工队伍建设,针对基建队伍流动性大、突击性强和工作条件艰苦的特点,国家建委提出了一个试行“工役制”的方案。在1966年2月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到该方案时,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提出了干脆实行“兵役制”的想法,提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

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到长沙就此事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提出准备把全国的300万工矿企业的基建队伍,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实行义务兵役制。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个办法我赞成。”方针确定后,这项工作开始实施。周恩来总理在审定国家建委《关于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试点意见的报告》时,做出了批示:“一旦有事,好处无穷。”3月30号,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基建工程兵。(资料来源:《基本建设工程兵史》8页,军事科学院、《基建工程兵史》编写组著)

对于成立基建工程兵的必要性问题,笔者自1969年入伍、到1983年部队撤销,18年时间里没有完全搞明白。从2012年开始,笔者参与基建工程兵兵史的修编工作,系统研究了许多资料,又与许多老同志探讨后,才算是对此问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吧:

一是四面环敌的中国需要一支能工能战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史》一书里,用大量的材料说明当时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20世纪60年代,我国可以说四面受敌:北面,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南面,美军对越南北部进行大规模轰炸,威胁到我国边境安全;东面,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叫嚣着要反攻大陆;西面,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自卫战中打败印度军队后,并不服气的印军在边境线上不断滋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央领导做好了再次准备打大仗的最坏打算。这种情况下,成立一支‘劳武结合、能攻能战、以工为主’的基建工程兵,肯定是一个最佳方案。如果用“准备打仗,打大仗,打恶仗,长期打仗、打持久战”的观点考虑问题,成立基建工程兵的好处就很多了。平时搞建设,战时中央的手里就多一支工程部队。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如果有这样一支部队在手里,战时,不仅有一支国防工程的有生力量;就算直接拉到战场上,也总比民兵、后备役部队的战斗力要强一些。

二是大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基建队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工业积累和发展,国家经济已经出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同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吃了“不发展经济不行”苦头的中国人,从国家领导到普通老百姓思想都集中到了一个点上:希望快点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久旱盼春雨,云厚藏惊雷。吃亏是最有效的教训,需求是最难得的机遇。于是基建工程兵应运而生。国家有了一支承建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突击队。

三是通过义务兵役制形式变农村青年为工业建设人才。国家成立这支部队的初衷,是想要解决基建战线队伍人员老化、不利于机动的问题。我国随着大搞基本建设和国防工程,全国基建队伍越来越庞大,据1965年的统计数字已经达到近400万人。基本建设的特点是施工队伍流动性大、突击性强、工作条件艰苦。但是,基建任务的需求和基建队伍的状况的变化方向是不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建队伍逐渐老化,家属拖累越来越重,调动远一点、挪个窝很困难。中央领导就想出了用“兵役制”的办法破解难题。每年通过新兵入伍、老兵退伍让队伍得到更新,保证队伍始终有较强的机动性;而老兵在部队里学会了施工技术,回到农村是一个技术骨干,又对扩散技术有好处。

从历史的经验看,建设一支边打仗、边生产的军队在中国这样农业的大国里是有传统的。历代各朝代都有“戌边”军队,就是边守卫边境、边发展生产两个任务一肩挑。一支军队能不能守住边防,有时候不完全取决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取决于你能够在这里坚持多久?如果国家财力跟不上,自己又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这支军队非败不可。

人民军队充分地运用、发展了这条经验。当年在延安的根据地,王震带领部队到南泥湾搞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没有这样的大生产运动,在穷山僻壤里的红军恐怕很难坚持下来。有了许多像三五九旅那样边生产边打仗的军队,红军才能够在偏僻贫穷的山区边区生存下去,红色政权屹立不倒,边区地盘不断扩大,才有了解放全中国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边疆不安定,王震带着部队进疆,化野战部队为守备部队,成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对稳定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边生产、边打仗军队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对坚持长期备战、打持久战,有莫大的好处。

从世界历史经验看,成立类似基建工程兵这样一支劳武结合的部队并不是一个特例。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军队就是个典范。罗马的军队就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敌人攻来了就打仗,敌人退却了就开始建桥筑路修兵营,为下一次打仗做准备。罗马军团的战斗力,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它超强的工程建设能力和完善的后勤保障能力。如今游客们去欧洲环地中海的许多国家走一走,仍然见得到当年罗马军队建设的许多大型工程:长龙横卧大地上的供水渠至今可以供水;跨跃江河的拱形大桥能够行驶汽车;巨石铺就的宽阔马路规模令人震撼(实际上就是当年的高速公路);能容纳数千观众的半圆形露天大剧场还可以举办大型音乐会……罗马军队能工善战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从任何角度看,成立基建工程兵是我党的一大创举,闪动着中国的古老智慧的光辉。有了这样的军队,任凭国际风云怎样变化,新中国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它虽然只存在了18年,但是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好好总结。

常生荣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在他任总装备部通保部政委时,有一次去美国访问。在一次与美国军方人员见面聊天时,常胜荣提到了自己曾经在基建工程兵部队工作的经历。这个话题引起了对方的兴趣,一位美国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军队中的基建工程兵兵种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已经研究透了你们所有的战斗部队,但是基建工程兵对我们来说还相当神秘……当我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有这么一支部队,准备开始深入研究时,这个部队却又被撤销了。你们是不是将这支神秘的部队隐藏在了民间,关键时候才出其不意地拿出来使用?”对方的话并没有让常胜荣发笑,而是引起了他的深深思索。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执意不断地找兵种老领导、甚至找总政有关领导汇报游说,建议修编基建工程兵史的一个起因吧。

存在就是理由。任何事物的发生或者消失,总有它的道理。对基建工程兵来说,成立是由于形势的需要,而撤销也是因为形势的变化。

这后一个问题下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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